科技40年： 从跟跑到并跑，甚至领跑-凯发k8国际真人娱乐

40年中国科技故事

　　40年众志成城，40年砥砺奋进，40年春风化雨，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这部史诗充满中国力量。无论是当下勇于实践、克服重重困难的企业家，还是时下把网上生意做得风生水起的创业者们；无论是在科研岗位上兢兢业业作出成绩的科学工作者，还是奋斗在一线的大国工匠……他们都是改革开放的弄潮儿。
　　40年来，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再到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中国在世界科技前沿领域取得了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重大成果，在国家战略必争领域实现了重大突破，科技创新能力水平加速迈向国际第一方阵。
　　量子通信、中微子、铁基超导、外尔费米子、干细胞和再生医学等面向世界科技前沿的重要科技成果水平达到世界前列；载人航天、空间科学、深海深地探测、超级计算、人工智能等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战略高技术领域持续取得重大突破；高速铁路、第四代核电、新一代无线通信、超高压输变电等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的产业关键技术迅速发展成熟；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上海光源、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投入使用，为解决重大科技前沿问题奠定了基础。那一张张代表时代的面孔背后的故事，吸引着年轻一代奋发图强，努力实现中国梦。
　　“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得有标志性科技成就。”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关键领域、卡脖子的地方下大功夫，集合精锐力量，作出战略性安排，尽早取得突破，力争实现我国整体科技水平从跟跑向并行、领跑的战略性转变，在重要科技领域成为领跑者，在新兴前沿交叉领域成为开拓者，创造更多竞争优势”。

科技40年：从跟跑到并跑，甚至领跑

1978年，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这片曾诞生“四大发明”等伟大科技成就的古老土地，焕发出新的活力。那一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迎来“科学的春天”；那一年，徐迟发表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掀起一股热爱科学、投身科学的热潮；那一年，屠呦呦和青蒿素第一次走进公众视野，从祖国药学宝库里发掘的“明珠”被擦亮……那一年，有很多个开始，中国科技再次起航。

　　接下来的四十年，我们看到了中国科技工作者的孜孜以求和披荆斩棘，在基础科学、工程技术、农业科技、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等众多领域取得的巨大进步。我们可以“骑”着“蛟龙”探深海，“戴”着“天眼”观宇宙，还可以用北斗导航，用量子通信……在国际竞争激烈的科技领域，我们正在由“跟跑者”变为“并跑者”，甚至是“领跑者”。今天，走进新时代，我们站在了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新起点，迎来又一个春天。

特别的1978年

　　1978年3月18日至31日，被誉为给中国带来了“科学的春天”的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在国家百废待兴的形势下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是新中国科技发展史上一座重要的里程碑。大会向全国发出了“树雄心，立大志，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号召，明确提出了“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等重大论断。邓小平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彻底驳斥了“四人帮”打击迫害知识分子、破坏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种种谬论，明确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必须打破常规去发现、选拔和培养杰出的人才”。这次大会澄清了长期束缚科学技术发展的重大理论是非问题，极大提振了广大知识分子的创新热情。
   　时任中科院院长的郭沫若为此次大会写下了振奋人心的名篇《科学的春天》。此次大会以后，“七五”“八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星火计划”“火炬计划”“863”计划等一系列科技发展规划陆续出台。长征系列运载火箭、杂交水稻、高性能计算机等科技成果，促进了一批高新技术产业的迅速崛起，全社会科技水平显著提高。
　　集邮的人一定会记得，为了纪念这次意义重大的会议，当时的国家邮电部还特别发行了一套全国科学大会的小全张纪念邮票，上面包含科学的春天、向四个现代化进军、努力攀登科学高峰三枚邮票，特别之处还在于这些邮票并没有打齿孔，所有的齿孔都是印上去的。
　　此后，中央在科技、经济、教育、文化等方面的系列改革和发展部署，先后打开了“文革”中禁锢科技界的桎梏，迎来共和国科学技术的大发展。同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是我国改革开放肇始阶段具有标志性的历史事件。此次会议作出了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历史性决策，实现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最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会议针对当时我国科技和经济发展实际，提出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所必须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并进一步为科技教育事业的大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其实，早在1978年之初，我国科技事业就率先在国际合作中迈开步伐，并融入到全球科技发展的大趋势中去。1978年1月，中法两国在北京签订科技合作协定。这是我国同西方发达国家签订的第一个政府间科技合作协议，开启了对外交往中十分重要和富有活力的新领域。科技合作在一定意义上成为当时我国对外总体开放的先行者。同年，我国又相继与西德、英国、意大利等国政府分别签订了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1979年1月，中美签署了政府间科学技术合作协定。由此，我国与主要发达国家的科技合作全面展开。
　　1994年，著名歌手董文华在中央电视台唱出了改革开放的代表曲目《春天的故事》，以白描的手法、叙述的笔触和亲切感人的语调，热情歌颂了邓小平制定的改革开放政策，以及改革开放政策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变化——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神话般地崛起座座城，奇迹般地聚起座座金山，春雷啊唤醒了长城内外，春晖啊暖透了大江两岸，啊中国啊中国，你迈开了气壮山河的新步伐，你迈开了气壮山河的新步伐，走进万象更新的春天……

前30年和后10年

     1983年—1984年，理论界展开了一次迎接新科技革命挑战的大讨论。这是继真理标准大讨论后又一次有关现代化建设和科技思想的大解放。特别是其中关于我国与前两次科技革命、产业革命的失之交臂，我国古代为什么没有产生现代科学的“李约瑟难题”等问题的讨论，更让在近代史尤其是在十年动乱中失去了发展机会的国人深受启发。
　　1985年，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确定了“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简称“面向、依靠”方针），推出了改革科研院所的财政拨款制度，扩大研究机构自主权，探索科学基金制、科研课题制、同行评议制、技术合同制，创建科技园区，开辟技术市场，鼓励技术入股以及科技人员创办或领办企业等系列重大改革举措。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国家更是不断根据国际国内形势，面向国计民生和科技事业发展，作出了系列有针对性的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的安排。
　　199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科技大会，作出《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与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增强国家经济实力及向现实生产力转化能力，提高全民族科技文化素质，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加速实现国家繁荣强盛。至1997年，党的十五大把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确立为跨世纪的国家发展战略。
　　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技术创新大会，部署和贯彻《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提出进一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构建企业技术创新主体、推动应用型科研机构企业化转制、建设国家知识创新体系，以及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大力发展科技中介服务机构、促进科技金融及风险投资发展等系列改革发展举措。
　　200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作出了《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发布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简称《规划纲要》），确定了“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这一新时期科技工作指导方针，提出了到2020年使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战略目标。《规划纲要》立足国情和远近需求，有所为、有所不为，选定了一批科技支撑发展的重点领域，瞄准国家战略目标筹措实施若干重大专项，从应对未来挑战出发超前部署了前沿技术和基础研究，同时在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实施促进自主创新的系列政策等方面也进行了总体部署。
　　201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作出《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决定》，围绕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系统地谋划和部署了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的新目标和新任务。同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要大力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发展，要牢牢把握新时期科技改革发展的战略任务，促进科技与经济结合。
　　2015年，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发布实施《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在建立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改革国家科技计划管理、推进军民融合创新体系建设、创建国家实验室、改革创新人才培养及评价和激励机制、加快科技成果使用、处置和收益管理改革、打造区域性创新平台、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简称“双创”）等方面作出了系列部署，提出了143项重大改革任务。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副所长刘琦岩指出，中国的科技体制改革一直伴随着40年的科技事业快速发展。这40年又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前10年、中间20年和后10年。前10年是改革的启动部署阶段，也是改革的阵痛期；中间20年为改革深化推进阶段；后10年为国家新型创新体系建设探索阶段。

　　前30年主要是以开放促改革、推创新、求发展，并且从中努力实现了“从被动改到主动改、从被全球化到主动参与全球化”的转变。后10年则是在学习和摸索如何以创新促进改革并引领新的开放，这是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探索期，以及新型国家创新体系形成时期。尤其是根据全面建设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目标、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以及迎接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挑战的新要求，国家科技发展战略、政策、改革等重大举措又进入一个密集调整期，以接近“摩尔定律”的周期对科技创新相关工作不断作出研判、调整和重新部署。这个阶段也是共和国历史上难得的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进步较快的时期。

科技实力步入世界前列

　　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以要素总量、投入规模为标志。近40年来，我国研发人员队伍持续扩大，2016年达381万人，居世界第一位；科技投入规模不断提高，2016年全社会研究开发经费总支出达1.57万亿元，居世界第二位，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11%，已超世界平均水平。不断增加的科技投入使科研基础条件大为改善，形成了包括大科学装置、大型科学仪器、国家重点实验室、自然科技资源库、科学数据库文献库、行业技术平台、企业研发中心等较完备的科研基础条件，一批世界瞩目的大科学工程，如黔南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fast）、合肥“人造太阳”核聚变装置、上海同步辐射光源装置、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室、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等等相继投入使用，构筑起了我国科技发展的新基础。

　　如今，我国在量子通信、光量子计算机、高温超导、中微子振荡、干细胞、合成生物学、结构生物学、纳米催化、极地研究等领域的基础研究取得了一大批重大原创成果，并首次荣获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国际超导大会马蒂亚斯奖、国际量子通信奖等国际权威奖项。

　　在战略高技术领域，载人航天和探月工程、采用自主研发芯片的超算系统、国产大飞机、载人深潜器、新一代核能技术、天然气水合物勘查开发、新一代高铁、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成就举世瞩目。对纳米限域催化、等离子激元光学操控、深紫外非线性光学晶体、特高压电磁环境、钢铁材料组织调控等重大科学问题的突破性研究，为国家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颠覆性技术提供了科学支撑。近年来，我国发明专利申请量连续居世界第1位，有效发明专利保有量居世界第3位。在越来越多的产业技术领域取得群体突破，涌现出一批具有创新能力、能运用前沿技术和引领产品创新的企业，如华为、腾讯、海尔、中车、国电等一批创新型企业跨入世界500强行列。在康奈尔大学、英士国际商学院（insead）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共同发布的2017年全球创新指数中，中国已升至全球第22位，位居发展中国家前列。
　　我国已成为全球多极化创新版图中日益重要的一极，在主动布局和全方位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方面不断迈出坚实步伐。国际科技合作的广度和深度进一步拓展，已与152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科技合作关系，积极参与了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反应堆（iter）、伽利略全球卫星导航、人类基因组计划等一批标志性国际大科学工程。新近又启动实施了“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同美国、欧盟等主要创新型经济体建立了创新对话机制，在国际高端学术会议、创新政策论坛、有影响的“双创”交流、重大国际科技合作项目等方面成功地主办了越来越多的重大平台性活动。我国的“科技伙伴计划”基本实现对发展中国家的全球覆盖，在国际科技合作中引领和主导作用不断加强。
　　目前，我国的科技创新水平加速迈向国际第一方阵，进入领先（跑）、并行（跑）、跟踪（跑）三跑并存、领跑并跑日益增多的历史性新阶段，涌现了一批重大创新成果，“天眼”探空、神舟飞天、墨子“传信”、高铁奔驰、北斗组网、超算“发威”、大飞机首飞、克隆猴诞生……
　　根据“十三五”规划纲要编制前有关中外技术竞争的比对研究，在信息、能源、环境、生物、农业、海洋、交通、新材料、先进制造和公共安全等10个领域1149项技术群体中，我国已有17%的技术达国际领先水平，31%的技术与国际先进基本同步，当然也有52%的技术与国际水平存在着或大或小的差距。
　　目前最能体现我国技术水平的是越来越多的成套技术装备和系统性、平台性产品的出口，如超算系统、水稻杂交生产、青蒿素疟疾治疗、高铁系统、特高压输变电技术方案、水/火/核电系列设备、定位导航授时（pnt）服务技术体系等等，这也是我国在改革开放中向世界输出的创新贡献。
　　2018年5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两院院士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深刻总结了十八大以来我国科技事业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指出我国科技实力正处于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点的突破向系统能力提升的重要时期。他强调，“中国要强盛、要复兴，就一定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

链接：潘际銮：“不合时宜”的老派院士
   
　　他是年迈的院士，但有人说他“还年轻’；他仍站在学术前沿，却感叹自己过时了；他的记忆总是“焊接”在西南联大上；他是个成功的大学校长，却惹来亲近下属的“抱怨”；他仍不想退休，但反对院士享受“特殊待遇”。
　　尽管已经91岁了，但“退休”仍然是件很遥远的事情。每个早晨，他蹬起一辆半旧的电动自行车，“呼呼”地穿行在清华大学校园里，从北边的宿舍楼，到机械工程系的焊接馆——这座三层老建筑物的楼龄比这位院士还要小28岁，建于1955年。那时，潘际銮在这里筹建清华大学焊接专业。
　　与潘际銮相关的很多成就——20世纪50年代末试验成功板极电渣焊及重型锤锻模堆焊，应用于生产。60年代初试验成功氩弧焊应用于核反应堆制造，完成我国自己生产的第一套核反应堆焊接工程。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电子束焊机，并对焊接的热裂纹的机理进行了深入的研究。70年代末研究电弧传感器，首次建立电弧传感器的动、静态物理数学模型，并研制成功具有特色的电弧传感器及自动跟踪系统。我国第一条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高铁、第一座自行建设的秦山核电站都有潘际銮的功劳……
　　这位中国焊接科学的奠基者，摊开双手，自信地说：“我现在研究的课题，是焊接领域的前沿，比如“高超超临界”，仍是没有解决的世界难题。”
　　这个西南联大44级校友说，“那时候读书，纯粹求学问，不想功名和前途。” “爱国”从这位老科学家的口里说出来，在他的很多学生和同事的耳朵里听着，“一点儿都不空洞”。他这么大岁数，还想“干活”，是因为自己“终身陷在这个事业里了”，仍然“可以为国家做贡献”。他带着一个平均年龄60岁的团队，在墙皮有些脱落的焊接馆里，研究世界上焊接领域的前沿问题。
         他反对“用行政化的方式来处理高知识分子人才问题”。“院士是否退休，不能搞一刀切。个人情况不一样。”
     
钱伟长：矮个子的“科学巨人”
   
　　1931年，年仅18岁的钱伟长以中文和历史两个一百分的成绩走进了清华大学的校园。但是其它四门课程，数学、物理、化学、英语，却一共只考了25分。但正是这样一个在文史上极具天赋、数理上却极不理想的学生，却因为“九一八事变”，在一夜之间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弃文从理，转入物理系。
　　在清华学习了6年后，钱伟长于1940年前往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继续深造，在应用数学系主任辛教授的指导下，他们合作共同攻克了板壳内禀统一理论这个世界性的难题。这时，钱伟长仅28岁。
　　钱伟长在自己的博士论文《弹性板壳的内禀理论》里，提出了板壳理论的非线性微分方程组。那组方程式，被世界公认为“钱伟长方程”。爱因斯坦看到后感叹道：这位中国青年解决了困扰我多年的问题。此文一举奠定了钱伟长在美国科学界的地位。
　　由于钱伟长的出色成果，多伦多大学于1942年授予他博士学位。就在这一年，他离开多伦多，来到了冯·卡门的门下，在喷射推进研究所任研究员。他担任的主要课题是火箭的起飞、飞行中火箭的翻滚、火箭弹道的控制等。在研究所和冯·卡门家里的学术讨论会，敢想敢说，勇于探索和创新的风格影响了钱伟长的一生。
     “活到老，学到老，做到老”是钱伟长的口头禅。26岁学力学，44岁学俄语，58岁学电池知识，90岁还在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解决萦绕在心头60年的物理问题……
　　钱伟长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力学、应用数学奠基人之一。他创建的力学所和自动化所，为我国后来“两弹一星”的巨大成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晚年，钱伟长提出了一套完整、丰富、系统、科学的中国高等教育理论，提出了“拆除四堵墙”的办学理念；坚持“三制”（学分制、选课制、短学期制）；注重培养学生的科学思想和人文思想；提倡和谐教育思想和美育思想，成为教育改革的里程碑……
     钱伟长曾说：“工作就是我强身健体的秘诀，脑筋用得越多身体越好。工作其实就是最好的休息。”
     
叶笃正：气象大家的大气象
   
　　1916年，他出生在天津一位前清道台家中，也是这一年，中国有了第一份现代意义的气象记录。
　　1939年，他最终放弃了喜爱的物理专业，选择了对国家更为实用的气象学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
　　1943年，他以优异的成绩取得了浙江大学的硕士学位，两年后，美国芝加哥校园里多了一位攻读博士的中国男子，他就是中国的气象大家——叶笃正。
　　叶笃正的一篇博士毕业论文《大气中的能量频散》在美国《气象杂志》上发表，论文立即引起国际气象学界的高度重视，被誉为动力气象学的杰出代表作之一，至今仍被广泛应用于气象业务和科研工作中。
　　辗转回到祖国的叶笃正带着同事们从庆祝第一幅500毫帕高空图（相当于5公里高度的天气图）绘制成功开始，一步一个脚印地向世界大气科学前沿迈进。他建立青藏高原气象学；发现大气环流的突变；提出大气能量频散理论；大气运动的风场和气压场的适应的尺度理论至今仍是天气分析和预报的主要理论基础之一……
　　叶笃正还与国际同行一道在80年代共同发起了国际全球变化研究领域。全球变化研究是二十年来发展最快影响最大的科学领域，它的影响不仅在科学本身，更重要的是对人类生存环境和社会经济的影响。正因为叶先生是这一学术领域最早的发起人之一，所以中国成为了全球变化科学指导委员会的成员国。80年代初期，他倡议并筹划了在中国开展的第一个igbp计划的重大科学试验，黑河试验（heife），被国际上随后的一系列试验应用。
　　由于这些卓越的成就，2002年，叶笃正代表中国人第一次获得了国际气象界的“诺贝尔奖”——“国际气象组织奖”。2005年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2010年5月，经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天体命名委员会批准，27895号小行星被永久命名为“叶笃正星”。
      在气象领域 耕耘六十余载，叶笃正以高瞻远瞩的睿智目光，洞彻气象风云，引领中国气象学界走在世界前沿，实现着他的豪言壮语——“让外国人来同我们接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