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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提示：当我们在餐桌前坐下，也许真应该稍稍了解一下关于食物来源的常识，从而真切地感知大历史，认识跨越高山大海而实现的物种大交流以及更深层次的文化交流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
撰稿｜沈嘉禄
一带一路建设作为一个高大上的热门话题，在很大范围有着共同的兴趣与关切。它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怎么评估，专家学者可以阐发诸多高论，吃货们从这个题目切入，也能获得丰富的遐想：历史上曾经繁荣的陆上海上两条丝绸之路，给中国人的餐桌带来了什么？
“胡”，并非胡来的物种入境
民间话语常常会不经意地留下清晰的时代印痕。那些带“胡”字的食物，基本上是从汉代传入中国的。比如：
胡瓜，原产于印度，据说是西汉张骞出使西域时带回的，到了隋朝，因为隋炀帝忌讳胡人，就将胡瓜改称为“黄瓜”。在《齐民要术》一书中还专门有一章“种胡瓜法”。从此黄瓜成为风行大江南北的佳蔬，炒着吃、煮着吃，生吃熟吃一切随你。
胡麻，也由张骞带回中国，胡麻不是织布用的麻，就是粒粒分明的芝麻。两汉之前，中国人做菜煮羹用的油脂取自动物，两汉以后开始起用植物油，但一直要到南北朝之后，从油坊里汩汩流出来的植物油才有花生油、菜籽油、葵花籽油，而芝麻油是中国人用得最早的植物油脂。小车麻油至今还是家家户户不能短少的增香油品，尤其夏天拌茄子、拌黄瓜、拌豆芽以及吃冷面的时候。
胡桃，原产于中亚地带，也由张骞带回。胡桃原产于波斯北部俾路支一带，后在中国中原地区种植，称之为核桃。核桃树也是做家具的良材，纹理清晰，有温润的手感，抚久了易起包浆，温润雅致。
孙机在他的《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一书中则认为，核桃进入中国要比张骞出使西域那会儿再晚一些，他举孔融《与诸乡书》中的句子：“先日多惠胡桃，深知笃意。”
胡椒据说也是张骞带回的，直到今天还是调味神品。胡椒原产于南印度，湿热的气候有利于它的生长，所以在后来的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斯里兰卡都有大量种植。在古希腊和罗马时期，胡椒被当作贡品。在欧洲贸易史上胡椒一度可代替货币流通。到了中世纪，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垄断了胡椒贸易，从而促使人们寻找到远东的航路。今天印度马拉巴尔海岸出产的黑胡椒仍是最好的，做干锅花蟹，或煎块牛排，没它就不行。
胡椒与花椒不是同一种植物，中国是花椒的母国。在辣椒引入中国之前，胡椒与生姜是中国人获得辣味的主要来源。
嘿嘿，吃货们知道“椒房”吗？西汉时期，皇后所居的殿名就叫椒房，也叫椒室，设在未央宫内。花椒用文火炒后有奇香，古人便将花椒碾成末后与黄泥和石灰拌在一起抹在墙壁上。《北史·周纪下·高祖武帝》：“椒房丹地，有众如云，本由嗜欲之情，非关风化之义。”呵呵，满室椒香，如沐春风，还有安神助眠之功效。后来“椒房”就成为后妃的代称。
但问题又来了，花椒性寒，天天在椒房里睡睡睡的皇后或妃子，一直怀不上龙种，这个弄不好要出大事情的，你说急不急啊！所以，今天的女孩子千万不能学啊。
胡豆，这个是什么东东啊？就是蚕豆呀，也由张骞带回。作为蚕豆爱好者，我在此向他老人家深度鞠躬！
胡萝卜，这个长长脆脆甜津津、色泽赏心悦目的小萝卜虽然直到今天仍姓胡，倒不是在西汉时引进的，它要到元代那会才从欧洲引入中国。《本草纲目》中说：“元时自胡地来，气味微似萝卜，故名。”胡萝卜营养丰富，有“假人参”之称，做菜之外还可以当水果吃，我小时候就有事没事啃一根，跟小白兔似的。不过专家认为胡萝卜只有在熟后才有营养，生吃再多也白搭。
胡荽，就是香菜啊，学名“芫荽”，也由张骞带回。不过有人吃香菜会过敏。
胡蒜，就是大蒜，与中国本土的小蒜相对应，原产地在西亚和中亚，是有益于健康但经常招人嫌的食材。大蒜是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时带回来的，汉代王逸在《正部》中记了一笔：“张骞使还，始得大蒜、苜蓿。”大蒜对中国的饮食生活至关重要，尤其在北方，没有大蒜简直不能活。
胡饼（类似今天新疆穆斯林兄弟烤的馕），汉代控制西域后，引进芝麻与胡桃，为馅饼制作增添了新的辅料，便出现了以胡桃仁为馅的烘烤而成圆形麦饼，被称为“胡饼”。今天我在摩洛哥、土耳其、埃及等国都见到了胡饼的兄弟姐妹们，制作原理都一样，不管有馅没馅，在色香味形上同样令人垂涎。
食物方面姓胡的可真不少，其他东西姓胡的也很多啊，比如胡马、胡羊、胡床、胡服、胡帐、胡琴、胡笛、胡笳、胡旋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语出《后汉书·五行志一》）。
不是胡氏家族，也要表彰一下
这个时候引入中国的食物，还有一些不姓胡，但也极大地改写了中国的食谱。比如葡萄，《史记》上有记载，说大宛以葡萄为酒，“汉使取其实来”。这就是说由张骞团队将葡萄的种子带到中国来引种，一下子就成了。而孙机认为在大宛葡萄引进之前，中国本地是有野葡萄品种的，在周代已经采以食用。古人将它们与外来品种杂交后，培育出适合中国水土条件的优良品种，从而形成了中国葡萄的独特风味。早在东汉末年，曹丕就认为葡萄是“中国珍果”，到了南北朝，根据《酉阳杂俎》中说，葡萄已经是“园种户植，接荫连架”了。
苜蓿，这个名字一直用到今天，在上海话中叫做“草头”，草头圈子是本帮名菜，生煸草头也是人见人爱的家常菜，草头与河豚一起红烧，相辅相成，欢天喜地的一对搭档！安利公司的保健品就是从草头中提取营养素的。不过草头一开始不是用来做菜的，而是用来喂马的。打仗需要马匹，马匹在当时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马匹的饲料就马虎不得，草头营养高，战马（比如汗血宝马）特爱吃，吃了长膘，跑起来带劲，所以张骞就专门从西域带回。苜蓿与马蹬，有着不可忽视的历史地位。
有专家认为：确切地说，张骞带回来的食材只有大蒜、苜蓿两种。美籍东方学者劳费尔则认为：只有苜蓿和葡萄两种是张骞之手带回的，其他都缺乏证据。但是东方的传说就是这样，老百姓更愿意将所有的功劳记在一个标志性人物身上，张骞就在这样的语境中“被带回”了。比他牛的是神农氏，几乎包揽了几十种发明创造。
比核桃稍早一些进入中国的是石榴。石榴原产波斯及印度西北部，我国又称之为安息榴、丹若。曹植在《弃妻》一诗中有这样的句子：“石榴植前庭，绿叶摇缥青。”庭院里种石榴，在那时已经成审美习惯了。石榴不姓胡，不然叫“胡榴”也蛮怪的。
吃瓜群众请注意，空调房间里看看wifi，吃吃西瓜，日子赛过神仙。可是你知道西瓜从哪里来吗？据说也是由张骞从西域万水千山带回来的。不过也有专家认为，西瓜要到宋代辽代那会才传入中国。
秦汉时期传入的食材还有无花果、荞麦、豌豆等。
隋唐时期的胡食
大唐盛世，龙腾凤翔，吞云吐月，海纳百川，当时的域外贸易通道主要有三条：西北的丝绸之路、西南的茶马之路、东南的海上丝绸之路。这三条道路在汉时已经打通，但此时更加繁盛，最具时代特征的是海路的崛起，扬州和泉州都是美名远扬的“国际大码头”，那么在美食这档事上怎么可能无所作为呢？咱就从唐代开始说起吧。
先说菠菜，此前有人说也由张骞带回，这个说法不正确。梁实秋先生在《菠菜》一文中劈头盖脸就说：“我们常吃的菠菜，非我土产，唐太宗时来自西域。《唐会要》：‘太宗时尼波罗国献菠棱菜，类红蓝，火熟之，能益食味。’菠菜不但可口，而且富铁质。”
梁先生写这篇文章是在上世纪60年代，可见菠菜从何而来早有定论，今天就不必瞎掰了吧。
考古界在江苏邗江西汉墓中曾经发现过菠菜籽，如果以此推断菠菜在西汉已经有了，也是令人欣喜的结论吧，但是科学强调的是实证，而且最好有文献记录。那么文献记录在哪里呢，喏，《册府元龟》《唐会要》《北户录》《封氏闻见录》等书中都认为它是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由尼波罗国（尼泊尔）引进的。最初叫菠棱菜，后简称菠菜。又因菠菜根红，又有赤根菜之俗称，引进后就慢慢推广。一种食物好吃，容易获得与加工，价格也便宜，就能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菠菜的移民史也说明了这个道理。
菠菜色味俱佳，种植方便，而且耐寒，几乎一年四季都能种植，价廉物美，老少咸宜。入冬后的菠菜根部还有甜津津的滋味，予人特别的快感。炒、烫、凉拌，拌作馅料也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梁实秋还说：“菠菜可以晒干，储留过冬。做干菠菜都是捡大棵的去晒。做馅吃是很有味的，如同干扁豆荚一样。”现在谁还晒干菠菜啊！梁实秋是老北京，吃福也不如今天的土豪。
比菠菜稍早一些来中土扎根的是莴苣。莴苣原产于西亚地中海沿岸国家，据说隋朝政府花了一笔重金从来隋外国使节那里获得，大概所费代价很大吧，民间将它称为“千金菜”。初唐的《食疗本草》一书中有记载，后来杜甫在《种莴苣》一诗中专门写到了它。
茄子，原产于印度和泰国，在我国文献中最早记载见于东汉的《说文解字》、晋代的《南方草木状》、北魏的《齐民要术》等，也是魏晋至唐宋时期慢慢传入中国的，应该与张骞无关。文震亨的《长物志》里记录了它的别名：“落酥”“昆仑紫瓜”，前者形容其成熟状态，后者暗指其进入路径。至今，北方茄子与南方茄子大异其趣，可入画者一般都是胖乎乎的北方圆茄。
茄子一般呈紫色，但也有白茄。宋朝时就有白茄了，黄庭坚第一次吃到白茄时相当激动，写了一首诗：“君家水茄白银色，珠胜坝里紫膨亨”。白茄现在还有种植，只不过上海人吃不到而已。
赵荣光主编的《中国食料史》里说，唐代对外贸易的限制还是很严的，番船多是以进贡的名义来华，并将食材或种子引入中国。隋唐那会引进的物产还有树菠萝、海枣（波斯枣）、海棕、橄榄油以及丁香、孜然等香料。又因为大量胡人集聚在长安，所以像曼陀样夹饼、婆罗门轻高面、波斯三勒酱、烧饼、搭纳、饆罗等胡食也极受欢迎，属于时尚消费。
食糖花了几百年才“漂白”自己
在唐代，还有一种食材对中国人的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它就是糖。在上古时代，中国并无蔗糖，《礼记》中提到甜食时，无非枣、栗、饴、蜜这么几样。饴，就是麦芽糖，直到现在还有供应，是制作烘烤饼类面点不可缺少的涂料，可增悦色泽或使坯子表面增产生黏性，以便沾上芝麻、瓜仁、果仁屑、葱花等辅料。还有一种糖味来源就是蜂蜜。
之后还有蔗饴，这不是成熟的蔗糖，而是蔗浆，将甘蔗压榨出汁沉淀而成。我国古代曾长期使用蔗浆调味。当然蔗糖也可以进一步加工成蔗饴和蔗糖，但精细度一直不够。直到唐太宗君临天下那会，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太宗派遣使臣到印度摩揭陀国学习制糖法，留学生回国后，太宗乃“诏扬州上诸蔗，拃渖如其剂，色味逾西域远甚”。也就是说，国产的胜过进口货，从此中国开始生产粗糖，以四川遂宁出产的糖最有名。必须说明的是，那时还不是白如霜雪的白糖，而是呈褐黄色的砂糖。唐代大历年间，有一位来自印度的邹姓和尚，他是一位制糖达人，就在遂宁一带教人如何提高制糖技术，大家齐心协力，终于生产出颗粒比较幼细的白糖。
不过真正的白糖要经过宋代浅紫色糖霜的过渡，一直进入明代后才生产出来，也只能说这是接近现代标准的白糖。照收藏家马未都的说法是，自从明代有了绵白糖后，才有了瓷器中的“甜白釉”的说法，否则明代人还真不知道用哪种事物来形容这种高白度、看起来很肥美的釉色感觉。前年我在苏州东山会老堂品尝一桌花果宴，其中就有一道蔗浆青豆泥，用的就是仿唐代的蔗浆，冰冻后味道一流。
宋元时期又是一个民族大交融的时期，此时传入中国的物产和食物也很多，比如占城稻、绿豆、丝瓜、花生等。花生是重要的经济作物，原产南美洲，是我们获取植物油的主要来源。须说明一下，虽然宋元古籍中有落花生、长生果等记载，有些专家还是认为花生要到明代才传入中国。不过，资深吃货一定知道，宋元时期在饮食上深受北方游牧民族的影响，餐饮市场胡风炽烈，仅在陆游的《老学庵笔记》中就记录了许多胡食：肉咸豉、爆肉双下角子、莲花肉油饼骨头、白肉胡饼、太平毕罗、假鱼圆、奈花索粉、假沙鱼、水饭咸豉旋乍瓜姜、枣固子、环饼、白胡饼等。
“番”字辈食材
“胡”字辈食材阵容强大，大多为两汉、两晋时期经由西北陆地丝绸之路引进中国的。过了很久很久，历史潮流滚滚向前，宋元对外贸易与汉朝开疆辟土那会相比，额度上也不差，也有相当多的食材引进，这些食材不姓“胡”，改姓“番”了。番者，番邦也。“番”字辈食材大多为南宋至元明时期由“番舶”（外国船只）带入的。
番瓜，就是南瓜，在元代的古籍中有记载。也有人称之为“倭瓜”和“北瓜”的，浦东人至今还将南瓜叫成番瓜或“饭瓜”。南瓜的原产地在墨西哥，明代那会传入中国，因为这货宜菜宜饭，又可心当点心，很快就普及开了。南瓜在灾荒年月救了不少人命，三年困难时期的“瓜菜代”，其中的“瓜”主要指南瓜。小时候在故乡绍兴，经常以蒸南瓜当饭吃，两三块入肚就饱了，但不顶饥，过不了多久肚子就咕咕响了，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看到南瓜就泛胃酸。
西番菊，与菊花无关，而是生长起来总有那股蓬勃之势的向日葵，它是从中提取植物油脂的经济作物，也是我们今天看电视时嗑的香瓜子，在明万历年间之前传入中国。
番椒，就是辣椒，明末清初传入中国。常有人问我，四川人、江西人、湖南人、贵州人……都那么会吃辣，是不是自古以来就吃辣椒？我回答：比方说吧，川菜很早就自成一派了，但是辣椒是比较晚才传入中国的，那么之前四川人靠什么辣翻自己那条舌头呢？麻，靠的是花椒，辣，靠的是胡椒。再说，说不定明末清初的四川人并不像今天那么会吃辣嗜麻吧。
辣椒的原产地在美洲，现在世界上史高维尔指数最高的十种辣椒，仍然是一半产自南美洲，最辣的一种辣椒，据说一小枚入口就足以将咽喉烧坏。
辣椒进入中国后，迅速风靡，被人称为番椒和“辣茄”。清初有《花镜》这样一本书，里面就描述了辣椒的形状：“番椒，丛生白花，子俨如秃笔倒垂，初绿后朱红，其味最辣，人多采用。”虽然最辣，还是拦不住地要种植、采摘、加工，主要产区在西南、西北诸省，成为主要香辛类蔬菜。辣椒吃进嘴里丝丝哈哈，眼泪哗哗的，但上至士大夫官吏下至贩夫走卒，仍然为它如痴如醉，疯疯颠颠。自从有了辣椒，中国人的胃口就被吊起来了。
番柿，或叫番茄，就是人见人爱的西红柿。番茄进入中国比辣椒更晚，最早见于清晚期的《佩文斋广群芳谱》一书，谁也想不到当初引进是为了观赏，想必颜色虽然艳丽，个头应是比较袖珍的。一直到清光绪年间，人们才重视起它的食用价值，而此时更加适合食用的番茄也传入了中国。阿蒙在《时蔬小话》里认为番茄在明末由葡萄牙带入中国的。而它的源头在南美安第斯山脉的热带雨林，最早种植者是阿兹特克人，后来墨西哥人和玛雅人都食用它，再后来由西班牙征服者赫尔南·科尔特斯于16世纪带到西班牙，一开始也是当作花草种在花园里观赏的。
番茄多汁，甘酸适口，既可佐餐又可生吃，大人小孩都喜欢，番茄炒蛋是全中国人民都喜欢的经典佳肴，番茄和鸡蛋的红黄二色搭配差不多成了国家标准色。今天中国是番茄的主要生产国和消费国，超越美国而排名老大。
玉米、番薯是一对救灾达人
番麦，这是什么鬼？就是玉米呀，明代嘉靖年间传入中国。玉米曾被认为是最有营养价值的粮食，它原产于南美洲，是印地安人赖以生存的宝贝。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传入欧洲和非洲，后经中东传入中国。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称它为“西天麦”“番麦”。不过初来乍到，在中国并没大面积种植，玉米磨成粉后和以熟鹅油，做成手掌大小的鹅油蒸饼，夹了烤鹅一起吃，是贵族士大夫的专享的精美点心，吃法上也类似今天吃荷叶饼夹烤鸭。
番薯，就是山芋、红薯，明万历年间传入中国。番薯传入中国的路径比较曲折，其情节像谍战片一样惊心动魄。据广东《电白县志》记载，话说有一位名医叫林怀芝，到交趾（越南）行医，以高超的医术救活了无数病人，获得了很高的名望。国王闻讯后赏赐番薯给他吃。番薯这个东西可熟食，也可生吃，味道都不错。林医生知道这货是好东西，浅浅地啃了两口就将剩下来的半只生番薯藏起来。当时交趾国是严禁将番薯带出境的，林医生携带半只番薯离境时，果然被关防军官截下，依例是要杀头的，一点也没得商量。林医生仰天长叹准备去死，没想到那位关防军官曾经身患重病，最终是林医生将他抢救回来。于是转折出现了，关防军官眼睛一闭将恩人放行。之后，那位军官想到自己终究渎职，对不起国家，就投江自尽了。而林怀芝医生带着半只番薯辗转回到故乡，引种成功。
如果说上述故事具有浓重的民间故事色彩，那么还有一个版本比较靠谱。徐光启在《农政全书》里讲了一个故事：“近年有人在海外得此种（番薯种）。海外人亦禁不令出境。此人取诸藤绞入汲水绳中，遂得渡海。”明白了吗？就是海外华人将番薯藤混在海船的缆绳里避过关防耳目，偷带出境，最终在中华大地上落地生根。想想后怕啊，那可是提着脑袋干的买卖啊！今天我们吃烘山芋、汤山芋、蜜炼山芋、山芋布丁时，不能忘记那位掘井人哪！
对了，徐光启在编写《农政全书》之前，为推广本地和外地的高产作物和救灾备荒，撰写过《甘薯疏》《芜菁疏》《吉贝疏》三种。《甘薯疏》是我国最早叙述番薯的一部专著，是研究我国农业史的重要资料。今天我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番薯生产国，产量占全世界的百分之八十多，厉害吧。
注释一下，芜菁原产地在欧洲，是一种在宋元时广泛种植的食用蔬菜，外形像萝卜，又叫蔓菁、诸葛菜、疙瘩头、圆菜头、圆根、盘菜，在上海人的口中就叫大头菜，响当当的名字！腌成酱菜，过泡饭一流。吉贝就是木棉，那会儿也叫美洲木棉、爪哇木棉。
从孙机的《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一书中得知，徐光启记载的那位华人名叫陈振龙，福建长乐人，去菲律宾经商后冒着生命危险偷带番薯藤回来。番薯来到中国的第二年，恰遇福建大旱，陈振龙的儿子陈经纶向福建巡抚金学曾陈述番薯的好处，巡抚大人命各县栽种，闻风而动，立竿见影，使无数饥民度过了灾荒。后来陈经纶的孙子陈以桂再将番薯传入浙江鄞县，荜路蓝缕，复制成功，再慢慢向大江南北推广。在自然灾害频发的中国，番薯的价值越见明显。后来有人在福建建立了“先薯祠”，纪念陈门六代引种、推广番薯的功劳。
自从中国引种了玉米和番薯，粮食生产的压力得以减轻，人口得以稳定繁衍，从明末的1亿人，增加到清末的4亿，为农业、手工业以及商业等生产活动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
餐桌上的“洋”货
到了清朝，大约满族贵族集团知道自己被汉人称为“番邦”，对外来食材不就再称“胡”称“番”了，一般冠以一个“洋”字。
比如“洋白菜”，就是卷心菜，俗称连花白、疙瘩菜、包菜等，原产地在地中海，希腊人和罗马人将它视为万能药，16世纪由欧洲传到日本，再传入中国。还有一条路径是从俄罗斯进入中国东北，东北人叫卷心菜为“俄罗斯菘”。
洋山芋、洋芋，学名马铃薯。还有一个响亮的俗称：土豆，在北方又叫山药蛋，到了岭南，广东称之为薯仔，粤东人称之为荷兰薯，闽东人又称之为番仔薯。年轻时在食堂里打菜，跟师傅开玩笑：来一盆咖喱洋山芋炖土豆炖马铃薯，再加一颗山药蛋。师傅抡起勺子要打过来：小赤佬，算你有学问！
马铃薯原产于南美洲安第斯山区，人工栽培史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8000年到前5000年的秘鲁南部地区。安第斯山脉海拔3800米之上的的的喀喀湖区（lake titicaca）可能是最早栽培马铃薯的地方。大航海时代，马铃薯被西班牙人带到欧洲。关于马铃薯在欧洲的故事相当曲折，也不乏戏剧性，讲起来要几天几夜。一开始欧洲人将它当作装饰品，欣赏它的花朵，后来由爱尔兰人起头，才慢慢认识到它的食用价值，大量种植，在一些贫苦国家还时常当作主食，在凡高的画里就有一群农民围坐在油灯下吃土豆。
马铃薯传入中国不晚于清朝康熙年间，现在中国是世界上马铃薯产量最多的国家。
洋葱，别名球葱、圆葱、葱头、荷兰葱、皮牙子等。洋葱原产于中亚或西亚，现有很多不同的品种，在埃及石刻中就有人们收获洋葱的图画，之后传到地中海区。地理大发现之后，由欧洲向世界传播。16世纪传入北美洲，17世纪传到日本，清中期时从澳门传入内地广东。清代吴震方在《岭南杂记》中说：“洋葱……澳门白鬼饷客，缕切为丝，珑玜满盘，味极甘辛。余携归二颗种之，发生如常葱，至冬而萎。”而进入民国后，洋葱已经“近因销售甚广，民多种之”。（语出《上海县续志》）。今天，洋葱在健康食品榜上一直排名靠前，煎炒慢炖、凉拌泡酒，中国人对洋葱的开发热情超过老外。
还有些不带“洋”字的食材，比如花椰菜，是在清早期从广东传入的。上海成为开放口岸后，有老外为了做西餐方便，在浦东地区引种成功，到了民国那会就被更多的民众所接受。原产地在意大利的西兰花在清光绪年间进入中国，原产于地中海的西芹进入中国是在上世纪50年代，经常性登上老百姓的餐桌要到改革开放之后了。
西葫芦，原产地在北美洲，清朝中期经欧洲传入中国，在陕西、山西等地方志里有记载。这货味道寡淡，南方人不怎么待见它，在西菜中一般作为配菜。
荷兰豆，顾名思义原产于荷兰，其实只是在荷兰最早种植而已。原产地在东南亚，17世纪荷兰人从泰国、缅甸带回种子引种。清乾隆年间经由广州十三行传入中国，先在闽南、粤北引种。
还有佛手瓜、结球甘蓝、菜豆、番木瓜、苦瓜、番石榴、腰果、芒果、可可、西洋参、番鸭、火鸡等都是明清时期传入的。
有引进，当然也有输出
那么当古人通过丝绸之路将这么多食材和美食带入中国的同时，中国有没有这方面的输出呢？当然有！孙机在《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一书中为我们做了一番梳理。
在食材方面，我国是高粱的原产地之一，考古人员在山西、河南、陕西等地方发现了新石器时代、先周和西周的高粱，我国古代种植高粱的历史毋庸置疑。只是以前不叫高粱，叫木稷或应秫，高粱这个名称是元代以后才有的。还有大豆，原产地在东北地区，黑龙江曾经发现四千前的大豆。直到1873年中国大豆在维也纳万国博览会上展出，大豆的植物脂肪和作为食材的价值才引起欧洲人重视，马上引种欧美各国。现在美国是世界上主要的大豆生产国，也是转基因大豆的“原产地”。小麦是世界上普遍种植的粮食作物，原产地为两河流域，距今有八千年的历史。但是中国的小麦种植历史也很悠久，甘肃民乐东灰山发现的炭化小麦颗粒证明：五千年前的马家窑文化时期先民已经在种植小麦了。
有了这个基础，那么再来说说蒸制而成的面食吧。蒸制的面食要松软可口，必须掌握酵母菌生化反应的特征，而东汉时期的中国人已经掌握了这个技巧。一路吃到今天的馒头就是在那个时候发明的。
有了无馅的馒头，就会有有馅的包子，宋代就有了包子，南宋那会你知道酒店是怎么分类的吗？分为茶饭酒店、包子酒店、花园酒店，可见吃包子是一种经常性的全民消费。饺子也为中国人特有，出现时间甚至比包子更早。然后呢，馄饨登场了，接下来是汤饼，这是面条的初始状态。
到了五代，切成细丝的就叫索面，至北宋后大大流行，进入元代后人们又将面条加工成便于携带保鲜的挂面。饺子、馄饨，特别是面条，大大影响了亚洲、欧洲的饮食生活。
《面条之路》这部电视片里认为面条起源中世纪的意大利，我一直不服气。前不久出版的、由普莱斯撰写的《改变历史的 50种食物》，以讲故事的形式厘清了面条的起源。2002年考古人员在黄河岸边的喇家遗址发现了一碗处于真空状态因而没有腐化的面条，虽然这碗“喇家面条”是用两种小米合成后加工的，但它的形态与今天的拉面并无两致，“这项发现还是解决了长久以来有关这类面食起源的争论”。
那么将制面技术说成是马可·波罗带回欧洲去的，就有了过硬的证据。风行全球的意大利面的基因密码，原来刻写着“中国”二字。
交流意味着丰富与发展
蔬果方面，中国的白菜，原名菘，在东汉就培育成功，到南北朝已经鲜嫩肥美了，到了宋代口感更佳，是北方老百姓越冬常备之物，王世懋在《蔬疏》中将它誉为“神品”。没有中国白菜，韩国人用什么做泡菜啊！
中国的杏子很早就传到波斯，在希腊语中杏子被叫作“亚美尼亚苹果”。樱桃看上去很洋派，其实是石骨铁硬的“中国制造”，“先百果而熟”，品级很高，而且与李、杏、山楂等一样，早在先秦那会就有了。中国种梨的历史也很悠，在长沙马王堆汉墓里就有梨子的实物，在2世纪传到印度。桃也是在这个时候传入印度，后通过印度传入波斯和欧洲。枇杷原产于中国中南部，18世纪传向欧洲。荔枝是19世纪传到泰国的、印度的。枣、栗、橘、柿、柚、荔枝等也是我国古老的果树品种，在千百年中得到无数次改良，细雨润无声地传遍全世界。
桃李芬芳、杏林橘井、瓜田李下、南橘北枳、望梅止渴、祸枣灾梨、二桃杀三士……中国的成语典故或许能提供更多密码。
至于中国的茶，这个故事说起来太激动人心了，绿茶、红茶、普洱茶、黑茶、花茶……还有各个朝代琳琅满目的茶器，一整套礼仪规矩，值得专门写一本书。
还有与饮食生活有关的器具，比如瓷器、金银器、漆器、木器……
人们常说：让历史告诉未来。那么当我们在餐桌前坐下，也许真应该稍稍了解一下关于食物来源的常识，从而真切地感知大历史，认识跨越高山大海而实现的物种大交流以及更深层次的文化交流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两千多年的中外食物交流历程说明，陆上、海上两条丝绸之路是中国加强对外友好交流，寻求共同发展的有效路径，交流越频繁，物种越丰富，对人民生活而言也意味着更多的选择机会和发展空间。今天，在建设一带一路的宏大背景下，中国必将与世界各国开展包括食材、美食与饮食理念、评估体系等在内的大规模、全方位的交流。事实上，这个基本格局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已经初步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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