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郎平的足迹-凯发k8国际真人娱乐
阅读提示：让我们跟随何慧娴的笔迹，追寻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郎平的足迹……
记者｜刘 琳
翻开七八十年代有关中国女排的报道，会看到一个熟悉的名字，她就是37年前第一个写出郎平特写的《新体育》记者何慧娴。
何慧娴196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曾是上海市少年女排、市女排（蓝队）、复旦大学女排（甲级队）队员，打过8年业余排球。1978年，当她调入《新体育》杂志社当上体育记者后，曾追随中国女排整整十年，亲历见证了中国女排五连冠的辉煌，写出了许多生动、感人的女排报道，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
在那个通讯尚不发达的年代，人们从一开始只能围着黑白电视机看女排，到逐渐将小彩电换成大彩电看女排，仅从电视上看比赛已远远满足不了国人渴望了解中国女排的心情，正是像何慧娴这样的一位又一位“老记”、作家，写下的一个个感人故事，把实现历史性突破、为国争光的中国女排深深地留在了国人的记忆中。
让我们跟随何慧娴的笔迹，追寻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郎平的足迹……
节选自1979年《新体育》
平平与毛毛
作者：何慧娴
如果把强手云集，名将荟萃的四届全运会女排决赛，比作一个夺目的花坛，那么，在这个繁花似锦的花坛中，你会发现有两朵争艳斗丽的奇葩。她们是——北京队4号郎平和四川队12号张蓉芳。
正如郎平的小名叫“平平”一样，张蓉芳的伙伴叫她“毛毛”。
“平平”不满19岁，身高1.84米，白皙的面孔略带几分稚气，进国家队不到一年。
“毛毛”不到23岁，身高1.74米，梳着两条潇洒的短辫，驰骋球场已近十年。
这两个姑娘,一高一矮，一新一老，一北一南。她们各自走过了一条奋斗之路，成为目前我国女子排坛上两名最佳主攻手。
一年前，郎平作为中国女排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主攻手，出现在第八届亚运会上。几场鏖战中，她大刀阔斧的劈杀，森严的拦网，给对方以很大威胁，并博得了满场喝彩声。
身材出众的平平一出现在比赛场上，情绪总是那样兴奋，给人以感染力。只见她在四号位凌空跃起，时而直线猛扣，时而斜线力劈，还能如男子般地扣出超手球。观众们击节赞赏，有节奏地欢呼着“郎平！ 郎平！”亚洲排坛知名人士称道这位崛起的新秀是“中国女排的新兵器”。
记者们饶有兴趣地围住这位突然冒尖的姑娘，竭力探索她成功的奥秘。然而，在外国记者的录音机前，我们的平平腼腆地低下了头…… 现在，就让我们看看她在实践中是怎样回答的吧：
五年前的一天，13岁的小平平跟着爸爸第一次看国际比赛，引起了她极大的兴趣。啊！北京女排的大姐姐迎战来自大洋彼岸的秘鲁客人。场上的排球一会儿在她们手指间调皮地蹦着，一会儿又从她们的掌下暴怒地向对方冲去……平平看得出了神，仿佛她已经长大了，也穿着印有“北京”的球衣，正在场上和那些金发碧眼的外国姑娘争夺。她是多么向往成为一个排球运动员啊！
平平的家就住在工人体育馆附近，每当走过这里，就引起她对未来的憧憬。她看着那一排排茁壮成长的小松树，也盼望自己快快长大，长得和北京队的大姐姐一样高大。长啊长，妈妈给她做的新裤子，不到半年就要接上一大截了，长啊长，她成了朝阳中学最高的女孩子，参加了学校的田径队。
一个偶然的机会她被发现了。
“你叫郎平吗？”
“是的。”
“你想学打排球吗?”
“排球，想啊!我早就想打排球了。”
这就是北京市第二业余体校张嫒庆指导和她未来的排球班高材生之间的最初对话。
平平进业余体校没几个月，就遇到了第一道难关。不知怎的，她小腿的胫骨突然像针刺一样痛不可忍。几经治疗，仍不见效。她不相信自己就这样轻易地退下来，每次都是一瘸一拐地准时来到训练场。张指导的脸上也出现了愁云，她既怕练坏了孩子，又不甘心放弃这棵好苗子。有一次，她听一位大夫说，北京青年女篮训练之初，普遍出现过胫骨疼的现象。据说这是体弱少年初次接受大运动量训练的正常反应，只要熬过三五个月，疼痛自然就会消失。平平咬着牙，坚持下去，不到三个月，果然胫骨不疼了。
闯过这一关，她放开手脚练得更欢了。到了严冬，业余体校没有室内场地，平平就和伙伴们一起穿着绒衣，戴着手套在冰天雪地里摔滚，厚厚的绒衣磨出了洞，汗水洒在冻土上， 她们以苦为乐，练得入了迷。
两年后，平平被选进北京青年队。她身材瘦长，各项素质较差，身高已达1.83米，可摸高还碰不到篮圈(3.05米），30公斤负重深蹲，扭着腰肢才能勉强做两三下。教练员针对她的情况，采用了严格的、系统的各项训练来弥补她的不足。平平不甘落后，奋力上进。排球网前，她不停地起跳挥臂，不连续扣出一百个好球不歇脚，田径场上，她沿着四百米跑道一圈又一圈地跑着，负重深蹲，一次训练总重量达２万公斤……超乎寻常的极限训练，有时使她苦得掉下了眼泪，可是意志刚强的平平一边哭，一边仍坚持练。入队第一年的冬训，她的弹跳就增加了12厘米。
卓有远见的教练在基本技术训练中，对平平要求异常严格，而平平也能配合教练勤学善思。为了改进错误的习惯动作，她采用“罚”自己的办法，扣坏了一个球，就要自罚空跳数次。教练要她用两周的时间改掉一个错误动作。她却说：“给我一星期够了。”果然她说到做到。
锋从磨砥出，才从苦练来。在不懈的奋斗中，平平的进攻力量由弱到强，击球点由低到高，扣球控制面由只会扣直线到能扣各种线路。技术上的难关，不断突破。
17岁时，她被选进北京一队，穿着印有“北京”的运动衣迎战罗马尼亚女排，实现了少年时代的夙愿。从这时起，一个更高的目标又在她心中闪光：“如果有一天我能穿上缀有国徽的运动服，代表祖国去战胜世界强队，那该有多好啊！"在北京一队打了不到半年，她就被国家队的教练看中了。平平就是这样用不平常的跳跃步伐前进着。
今年６月，中国女排访问日本，获得了五战三胜的好成绩。有一场球，她一人独得十二分，在两国运动员中她是得分最高者。日本报刊上出现了这样的标题：“郎平打乱了全日本女排的阵脚”。世界排联主席前田丰和日本排协专务理事松平康隆都认为，郎平的进攻，可以与美国1.96米的海曼和古巴的鲍马勒斯媲美。
我们的平平没有以世界第一流运动员自居。新的奋斗目标又在她心中闪光，她正奔向更高的巅峰。
节选自1984年11月出版的《三连冠》
袁伟民不愧为识“千里马”的“伯乐”。他拍板决定吸收郎平进国家队。
袁伟民的远见卓识不仅在于敢于收下郎平，更在于敢于把这样一个没有经过重大国际比赛考验的新手立即推上主攻手的重要位置，去打关键性比赛。这难免不冒一点风险。而且，这时作为主攻手的杨希技术也正在高峰时期，用郎平代替杨希确实要有点眼光和魄力。
这块石头丢下去，果然冲破平静的水面，溅起美丽的水花，荡出缓缓涟漪。
郎平第一次露面，是在曼谷举行的第八届亚运会上。
她的18岁生日，是在球场上度过的。那天中国队战胜了亚洲劲旅南朝鲜队，郎平强攻频频奏效，表现突出，打响了第一炮。然而，第二场打日本却屡屡失误，“大炮”打哑了，被换了下来。
我国排球界有“三年打基础，五年成材，七年成器”的说法，有人认为郎平只有五年球龄，她这根嫩竹扁担还挑不了千斤。有胆有识的袁伟民却始终不悔。他认为，要加强中国队的强攻，就要破格起用有特殊才能的新秀，付出一点学费是难免的。一个新手，技术有点波动，有时打得好，有时失手了，这都是正常的，不必大惊小怪。重要的是帮助她总结经验，找出薄弱环节，继续在使用中培养她、提高她。
为了把郎平培养成不负众望的“炮手”，在国家队集训时，袁伟民对她进行了严格的、有独创性的训练。袁伟民很快就摸透了她的脾气，经常出难题“憋”她。当她防守上还有漏洞时，袁伟民并没有因为她个子高大而降低对她的全面要求，而是经常给她吃“小灶”，陪她进行个别训练，帮助她突破防守关；当她能得心应手发挥强攻威力时，又训练她快攻突破和后排立体进攻。
春风化雨，郎平在教练的严格要求下，正朝着能攻善守、能高能快、技艺精湛的世界一流“炮手”的方向前进。
红球衣与蓝球衣之争
作者：何慧娴
1984年8月7日傍晚（北京时间8月８日中午），长滩体育馆成了比“迪斯尼游乐园”和“好莱坞电影城”更有魅力的地方。
络绎不绝的车流，塞满了周围所有的停车场，迟来一步就不得不为停车而大伤脑筋。摩肩接踵的人潮，从四面八方拥来了；有票的人来了，没有票的人也来了；洛杉矶的来了，旧金山、迈阿密、达拉斯的也来了；几位华人，从加拿大来了，日夜兼程结伴开车赶来了。
一万二千个座位的票子早被争购一空。碰运气“钓鱼”的人，徘徊在入口处，有的手举英文标牌语——“我需要一张票”，如果迎面而来的是中国人，标语牌立即一翻，原来背面是用中文写着：“有退票吗？”有的手里托着各式各样的奥运纪念章来换票，有的孩子会仰着脸天真地问道：“你能带我进去看比赛吗？”
一百美元一张的入场券，一时间身价陡增。如果谁肯割爱，愿意付两倍三倍甚至更多一点钱的，大有人在。可是，球票持有者此时此刻的心情，不亚于前往麦加朝觐的虔诚穆斯林，哪肯随便易手！
女排决赛，精彩纷呈，历来是奥运会上的热门。今晚，在东道国的土地上，中美女排之间的金牌之战更是人们心中的一个谜。美国观众渴望着自己球队的胜利，要亲临现场为美国姑娘战胜中国女排摇旗呐喊。球场门口的小摊上，出售三美元一面的星条旗，十分抢手。中国留学生和一些华裔青年事先做好许多面小型五星红旗，给入场的每个中国人赠送一面。在伸过来取旗的一只只手中，忽然出现了一只美国人的手。我们的留学生好奇问：
“你是中国人吗？”
他迟疑片刻，答道：
“我希望是一个中国人。”
这场球，确实不同寻常。中国姑娘要拿‘三连冠’，如同一百层台阶已经走了九十九；美国姑娘做梦都想拿冠军，只盼今朝遂了夙愿。
雪白雪白的球网，公正、神圣，谁也不可触及，庄严地隔在两支劲旅之间。空中悬垂着各参赛国的国旗和彩旗，组成一片壮观的旗海；地上铺着色泽鲜明的塑胶地板，土黄色的排球场镶嵌在一大片悦目的绿色当中，像波涛簇拥着的陆地。
隔网相望的中美女排，是对手，也是老相识。她们都是在1976年组建成队，各自走着自己艰难的历程，尝尽人生的咸酸苦辣甜：多少美好的日子，他们一大早醒来就面对着雪白的球网。上午如此，下午如此，晚上还是如此；多少次极限训练，她们汗湿衣衫，一绞就是一滩水；多少人不知多少次受过这样那样的伤，扣球伤到肩，鱼跃擦破肘，滚翻扭了腰，至于戳了手指崴了脚，更是家常便饭；多少次几乎忍受不了这肉体上的痛苦和心灵上的压力，真想转身一走了之。
但是，中国姑娘一个没走，美国姑娘也一个没走。她们都认了，在苦煎苦熬中培养着毅力，提高着能力，等待着攀上排坛珠穆朗玛峰！
现在就是机会。“珠峰之战”终于到来。这是排球运动员们终生难遇的大战，这是排球迷们不可多见的大战。赛前厉兵秣马；上场摩拳擦掌。你斗志高昂，我气势旺盛；你使尽浑身解数，我拿出看家本领；你每球必争，我一分不让。命运在决战，胜利在召唤，每个人都把整个身心扑上去了。
热汗，从中国姑娘的身上渗出来，湿了她们的红球衣。
热汗，沿着美国姑娘的脊背淌下来，湿了她们的蓝球衣。
蓝色，并不代表吉祥。但是，蓝色的球衣，在美国姑娘的眼里，却是吉祥如意的象征。说起来，事情要追溯到两三年前。在1981年的“世界杯”比赛中，美国队穿白球衣输给了中国队。从此就感到穿白队服不吉利。偏巧，在1982年第九届世界女子排球锦标赛预赛时，美国队以3:0胜了中国队，那场球戏恰是穿着蓝球衣打的，所以，此后只要与中国队交锋，她们便认准了要蓝球衣。
四天前的小组预赛，她们一口咬定要蓝球衣。我们同意了。穿着蓝球衣的美国女排果然以3:1获胜，这一巧合更为蓝球衣增添了神奇色彩，她们迷信蓝球衣，几乎到了逢赛必穿的地步。
比赛胜负，在实力，在临场发挥，本与球衣的颜色无关。双方穿什么球衣，比赛规则中并无明细规定，一般是通过协商解决。如果双方挑选了同一种颜色，东道主理应谦让。这次金牌之战前夕，在组委会听取双方意见时，美国队再次提出要穿蓝球衣，理由是这场比赛的名称叫“中美女排赛”“china ”在前，“usa”在后，在前的应该让在后的。美国认了蓝色，并且提议中国队最好穿红色，这样比较耀眼，容易兴奋。听了这番理由，袁伟民报之一笑。看来，蓝球衣是美国队调整心理的法宝，穿了就顺，不穿就疙瘩。我们理解她们的心情。成事在人不在衣。我们愿意再次成人之美。
袁伟民笑着对中国姑娘们说：“好吧，我们穿红球衣。红色是我们国旗的颜色，穿起来更来劲！”
比赛之前，塞林格教练挺着胸脯，在我们的场地边上神气地走来走去，盯着每一个中国姑娘，似乎要从她们的脸上寻找这场球的答案。
美国姑娘情绪异常活跃，她们一直在笑，俨然是胜利者了。
练球的时候。郎平到场边去拣一个球，忽然看到观众席上有人举着一块牌子向她晃动，牌子上用英文写的句子真逗：“美国吓破你的胆！”
她看懂了，也笑了。
“没事儿。我俩胆，吓破一个还有一个。”
最使郎平惊讶的，是在运动员入口处，她忽然看到电视屏幕上映出这样一幅画而：塞林格和他的队员格林、海曼、克罗克特四个人的头像已经分别挂上了金光闪闪的金牌。这是电视台预先制作好的画面，准备比赛一结束就放送。
郎平心想：“谁笑到最后，才笑得最甜。”她对同伴们说：“怎么样？我们要把挂在别人脖子上的金牌摘下来，让我们一起加油吧！”
节选自1984年9月《新体育》郎平自述
排球——
我的事业，我的心
这两天，不知几次了，我自己问自己，这是梦，还是现实？我们真的实现“三连冠”了吗？……是真的，梦寐以求的夙愿成了现实。本来想好，打完比赛后，舒舒服服地睡一觉，饱饱地吃一顿，可现在却怎么也睡不着，怎么也吃不下。太兴奋、太激动了，前天我们竟像一群“疯丫头”，把袁指导、邓指导和田大夫都抬起来了。前两次拿世界冠军，我们去抬袁指导都没有成功，这一次他也激动了，失去防备，终于被我们二十几只手抬起来，抛到了空中。
最幸福的时刻莫过于事业上的成功。我们这次的成功更有特殊意义。因为这条胜利之路是艰难中走出来的，这次的战绩也是从挫折中打出来的，所以倍感珍贵。
这一年半，留下了终生难忘的一页，我仿佛长大了好几岁，它使我懂得了应该怎样对待事业上的逆境。正因为有了这一年半的磨砺，使我在这次比赛中经受住了考验。中美第一场比赛，我进攻受阻，打得很不理想，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四月访美，五、六月四国邀请赛，与美国队八次交锋，我都打得比较顺当。这场比赛我出现了反常，连袁指导也没想到。赛后，他对记者说：“郎平打得这么不顺手，是近几年来投有出现过的。”在这样关键的比赛中，我作为一个老队员、一个主要得分手受挫，影响面大，我面临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能不能尽快扭转情绪，从失败中摆脱出来，做好对日比赛的充分准备，这对我个人来说是个不小的考验，而我能否经得起这个考验，又关系到全局。当时，我曾想，万一对日本这场球也打不好，掉到三、四名去，平时的苦就白吃啦，人家还会说这块金牌都丢在你手里。但是，很快我又堵住了这个想法，现在不是考虑个人得失的时候，老女排的经验提醒我：只有无私才能无畏。摆在我面前只有一条路：甩掉压力，总结教训，轻装上阵。袁指导两次找我谈话，毫无责备之意，伙伴们也一再鼓励我，相信我在下面两场比赛中一定能打好。我冷静地寻找了进攻受阻的原因：一是对美国队三个高大队员(1号1.87米，7号1.96 米，8号1.90米）密集拦网，准备不足。8号马杰斯说，从奥运会集训的第一天起，她就重点练习拦网对付我的进攻，在前排盯住我，拦三挡位子。这一点我事先没有估计到，因此被拦后措手不及。二是，在一传不到位的情况下，打调整球缺少办法。以往出现这种情况时，孙晋芳会想办法缓一缓，给别的队员扣，过渡一下，可现在其他年轻队员缺少经验，需要我自己克服困难，对这点我也估计不足。
问题理清楚后，失败的阴影很快就抹去了。打日本，我头脑清楚，信心很足，开准备会时，大伙儿怕我有顾虑，一再鼓励我放开打，不要背包袱。我跟她们开玩笑说：你们放心，人家事不过三，我事不过一晚上。打比赛时，从做准备活动开始，我们的气就很足。可是，没想到快上场前，杨锡兰突然紧张起来，脸色不好，她对我说：“我喘不过气来，就像刚跑完长跑一样。”我连忙给她做工作说：“这场球虽然关键，但是现在我们什么也别去想，把全部精力集中到技术上去。希望你相信我，放开传，不管传出什么球，我都尽力扣好。”我又悄悄地关照三号位的队员：今天杨子可能会紧张，你们要设法弥补。因为大家思想上都做了比生较充分的准备，所以，这场球开局虽然也不是很顺利，但我们还是稳住了，后来一直压着她们打，终于以3 比0获胜。
7日对美国队决赛，我想，前一场球你能制住我，不等于每一场球都能制住我。赛前袁指导也帮我分析，他说：“一个人再强，不可能永远不被人制住，问题在于不能被人一制就软下来了。”这场比赛我从思想到技术想得很周到。如果一传到位，我就加强跑动，扩大网上的进攻面：如果一传不到位，打调整，我准备给她们拦回几个，你拦我几个，我也拦你几个，这不就抵消了。我还关照其他队员加强保护，帮我把拦回的球防起，让我再打一二板打不死不急，三四板非打死不可！
制约和反制约，控制和反控制，是会互相转化的。中美决赛，因为我准备得比较充分，掌握了主动，所以塞林格的秘密武器——马杰斯的拦网，也不像前一场那么凶狠了。我进攻的命中率又恢复了正常，拦网也频频奏效。
在夺取奥运会金牌的征途上，使我进一步明白了一个道理：要做事业上的强者，绝不可能一帆风顺。一个道理：要做事业上的强者，绝不可能一帆风顺。
《郎平日记与书信》序
我所认识的郎平
作者：何慧娴
经常有这样的情况；去过一次的地方，可以说上一辈子；相反，住了一辈子的地方，却不知从何说起。
对人，也是这样。如果你太熟悉一个人了，要介绍她，一时不知从哪件事说起。
郎平，全国十亿人中少说也有八亿人知道她。熟悉她的人太多了，要对读者介绍郎平，确实是个难题。
我不想像以往那样，作为一个记者来报道郎平，从小时候写起，写到她走上那条艰难的排球之路……
我要把她当作挚友介绍给读者。最初采访时，她曾把我当作记者，但是很快她就改变了对我的称呼。
余暇，我们结伴而行，一起去看望她的朋友，她总是俏皮地拍拍我的肩膀向人介绍说：“这是我的好朋友，我的‘管家’!”那说话的声音，那居高临下顺手搭着我肩膀的神态，就好像我俩从小就是同学。天知道，我们的实际年龄距离是整整17岁。也许，正因为她的早熟，加上我的“童心”，使我们两颗真诚的心，逾越了年龄的距离，日益接近，使我能够真正了解她，认识她，喜欢她…… .jpg)
她爱一样东西，总是爱得那么深，那么“执着”，她“迷”一件事，总是“迷”得那么“苦”，不惜倾注全部精力。
那是去年6月里的一天中午，我来到国家女排居住的运动员集训大楼，轻轻推开郎平那扇虚掩着的房门。
唷，真不巧，她已经上床了，连嘎吱一声的开门声也没有引起什么反应。我轻手轻脚地走到床前，想看看她是真的睡还是假睡。要是真的睡着了，就不叫醒她。上午近四小时的训练刚刚结束，下午还有足足三个小时的跌滚摔爬“恭候”着她，集训期间的生活够辛苦的。可是我转念一想，这“调皮鬼”会不会是装睡，有意和我闹着玩。要是这样，我可要好好地“惩罚”她一下。
我探身往床上一瞧，忍不住噗嗤笑出声来。并不宽敞的单人床，本来已够难为她那1.84米的身躯了，可和她并头齐睡的，竟还有一只“米老鼠”，那“个儿”大到活像一两岁的孩子。“米老鼠”是丝绒做的，两只圆圆的、黑茸茸的大耳朵贴在洁白的枕头上，把长长的枕头占据了一半。郎平侧着脸，躬着身子，“心甘情愿”地蜷缩在一边。“哈哈，可真会委曲求全！”我心想。
爱动物，是她的天性，小时候她喜欢画动物，画猫像猫，画狗像狗。妈妈暗暗高兴，让她拜一位搞绘画的朋友为师，每星期都要抽空带她到老师家去学画。不久，这位老师也惊奇了：这孩子画动物怎么这么像！
她养过鸡，养过猫，养过兔子。长大了，尽管她迷上排球，当上了国手，仍不改喜欢动物的天赋。
有一次，女排去湖南郴州冬训，人家送她一只小波斯猫。她如获至宝，想方设法也要带回北京。于是，她瞒着教练，采取一些“隐蔽措施”，将“宠物”带上了旅程。谁知，半夜里藏在卧铺座位底下盒子里的小猫“喵喵”地叫个不停，吓得她差一点从铺位上滚下来。谢天谢地，北京站到了。一路上，小猫总算没有“暴露目标”，可是新的问题又出来了——集体宿舍里怎么养猫呢？！没法子，这任务只有托给姐姐了。
姐姐叫郎洪，比她大两岁，温顺，厚道，处处爱护妹妹，两人从小形影不离，干什么事情都“一致行动”。平日里，服侍猫的事情，当然都落在姐姐身上。郎平每周仅有的半天休息时间里，自然主动地为猫尽点义务，烧鱼食、给猫洗澡、训猫啦等等。
妈妈是苏州人，爱清洁。为了不被妈妈下“逐客令”赶走小猫，姐妹俩把小猫训练得可讲卫生啦！家里通往晒台的门上被她们凿了个小门，猫要拉屎、撒尿，会自己钻进去上“厕所”，还不到脏地方去乱滚、乱爬。
小波斯猫越长越可爱，一身洁白、柔软的长毛，一双宝石般碧绿透亮的眼睛，一条会“说话”的漂亮尾巴，把郎平“迷”得只要一回家，就把她揣在怀里，还少不了跟它一起睡个午觉……
好家伙，现在她又迷上了“米老鼠”了！可当我的视线在郎平的床上发现第二个“新大陆”时，更忍不住捂住嘴巴也笑出了声来。原来，在她枕头的另一侧放着一张纸，上面写着一段幽默的话：
一、 它天生健美，不需要“节食”“减肥”，请注意餐餐喂饱。
二、 当它唱起娓娓动听的歌曲，为你催眠，叫你起床时，请不要忘了它那“金嗓子”需要喝水。
三、 它和你一样，需要足够的维生素，请勿忘加喂苹果。
四……五……六……
我正纳闷，这是说的谁？是谁写的？竟然倾注了那样的深情！像是回答我似的，突然屋子里响起了婉转的鸟啼。靠近郎平床头的窗台上，放着一只大鸟笼，一对小鸟欢蹦乱跳，叽叽喳喳地唱起了歌。这下把郎平“逗”醒了。其实，我已发现她的睫毛在扇动，悄悄地偷看我。我正要去捏她鼻子，小机灵鬼一个快速摆脱，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把“米老鼠”往怀里一抱，两条大长腿交叉一盘，坐着床上对着我直笑。
我说：“好啊，鸟都弄到宿舍里俩啦！”
她诙谐地说：“嗨，没治！咱那位给我弄了个好差事，把鸟寄养到我这儿来啦！”那话音中有点“怨气”，可那高兴劲儿，分明流露出又可以过过养动物“瘾”的味道啦。
她接着告诉我：“他妈有慢性病，长期休息在家，孝顺儿子怕妈妈寂寞，买了两只鸟给妈作伴。谁知这鸟整天又唱又跳。折腾得她妈反而休息不好。宝贝儿子只得把它带到自己宿舍里养起来。现在他出差了，这任务就交给我了。好家伙还不相信我会养鸟，生怕委屈了鸟。你瞧瞧，这六条‘养鸟须知’……”
噢!我这才恍然大悟。那张纸上充满深情的“留言”,原来是为了这两只小鸟啊！
鸟的主人白帆，是郎平的男朋友。小伙子身高1.9米，长得健壮魁梧、英俊潇洒，过去也曾是一位优秀运动员，后来因受伤而结束运动生涯，毕业于北京国际关系学院英语系。他和郎平情趣相投，志同道合，俩人都追求事业、热爱生活。有趣的是俩人都喜欢动物，不同的是白帆“男子汉味儿”十足，可不喜欢女性偏爱的猫啊、兔啊的。他最喜欢狗，用他的话说：“狗既威风凛凛又人性十足。”难怪他把他养的那条狗——菲比，得意地称作“白比姆黑耳朵”第二。
我没有饲养过动物，体会不到养动物的乐趣。可是从郎平热爱动物这件事情上，我看到的是：她爱一样东西，总是爱得那么深，那么“执着”；她“迷”一件事，总是“迷”得那么“苦”，不惜倾注全部精力。
这脾气，这精神，在打球上体现的更鲜明、更动人、这正是她在排球事业上获得成功的原因之一。
熟悉郎平的人都知道，她的最大特点是不停地追求，她还在少体校时，就向往着进北京队；进了北京青年队后，就盼望着有一天能进北京队；成为北京队队员后，她的目光投向了国家队，希望早日佩上金光闪闪的国徽去为国争光；打上国家队主力后，她又把目标升到争当“世界第一炮手”上，要与身高1.96米的美国运动员海曼试比高低。
她成功了，当今世界排坛上，还没有哪一位女排队员的威慑力超过她！
这洋洋十几万字的日记，犹如一面镜子，从这面镜子里看到的是一位有着超人毅力和非凡吃苦精神的青年。
打球如此，干其他事情也这样，只要她想干、爱干的事情，她是非要干成功不可的。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洋洋十几万字的日记，就是郎平在打球的同时，做成的另一件艰辛的事情。如果说在球场上，洒下了郎平不可斗量的汗水和那凝聚着兴奋与痛苦的泪水；那么，在她的七八本厚厚的日记里，同样浸透着她的汗和泪。
那还是1978年，我第一次采访她时，就发现她的训练日记写得既勤又好。
“借给我回去再仔细拜读一下好吗？”我颇有兴趣地说。
谁知，话音刚落，她便不好意思地把日记“抢”了过去，说“啊呀，这日记记得这么糟，没看头，浪费你时间，还是甭看了！”
我说：“不，有看头，你记得不错。不过，我给你提个小小的意见，你的日记中处处表现出对自己思想和技术上的严格解剖，这是好的。可是日记不是检讨书，不能天天批评自己呀！对吗？”
她瞪大了眼睛，琢磨着我说话的意思，忽然，明白过来了，哈哈大笑起来。
这以后，我去她那儿时，她常常主动拿出训练日记来给我看，让我再给她提提意见。
这日记怎么才能记好啊？”
我怎么觉得记来记去每天都是这些事啊？”
日记的格式和写文章究竟有什么差异啊？”
……
看来，她是想在记日记上下功夫了。那劲头，就像她学打排球一样，要掌握一个动作，就非得把各个环节的要领都弄清楚不可。
虽说时间老人是公允的，每个人从他那儿得到的时间是均等的，但每个人自己所能占有的实际时间，却又是不等的。
女排姑娘有一句口头禅:“我们啊，在时间上是最穷的（指除了打球之外，她们自己所拥有的时间）。”这话不假。
郎平在作为中国女排队员的八年多时间里，可以说没有度过一个完整的假日。八度春节七次是在外地球场上度过的，唯有1981年她们第一次赢得世界冠军后的那个春节，是在北京和爸爸妈妈一起欢度的，不过,从年初一到年初三,也只放了两个半天的假，因为从抱回了第一个世界冠军金杯之后，她们便开始为赢得第二个金杯而奋斗。袁伟民的观点是：“从我们成为世界冠军的这一天起，就已成为众矢之的，人家会摽着我们拼命练，我们的任何放松和停顿，就意味着倒退！”
她们一刻也没有放慢自己的脚步，集训最紧张的时候，每天白天训练六七小时，每周还有两个晚上加练发球和接发球，再有两三个晚上不是技术讨论就是看比赛录像。郎平有伤，膝关节、腕关节都有不同程度的伤，每天晚上按摩、推拿治伤还得用去个把小时，属于她自己支配的时间，还能有多少呢？！
如此紧张的生活节奏，是常人怎么也适应不了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她还坚持天天写日记。作为“知情者”，我是深知她的艰辛的！
—次，我去她的宿舍，看见刚从球场上回来的郎平，还未顾及换去汗湿的球衣，已趴在那儿记日记了。这使我想起了过去我们下放劳动时，曾有过这样的体会，刚刚参加完重体力劳动之后，马上坐下来写字，手指常常僵硬得发颤，连笔都握不住。
“刚打完球，写字不别扭吗？”我问郎平。
她放下笔，甩了甩还裹着胶布的手指说：“没错！一天训练下来，再坐下来写日记，经常是眼皮打架，手不听使唤，有时写着写着就睡着了。所以，现在我尽量不等到晚上才记，白天能挤出一点时间，就先写一点。”
当一个人筋疲力尽时，还想再干成一件事是多么不容易啊！战胜惰性，见缝插针，是郎平日记记得又勤又好的“秘诀”。
越是外出比赛，女排姑娘生活的“频率”便越快。请看看这一天的安排吧：
1982年3月20日
昨晚8:30坐车赴纽约国际机场，夜11:30起飞，今晨7:50抵秘鲁首都利马，坐车去下榻处——海边的一个俱乐部，11:30—12:00身体训练，下午2:45技术训练，晚上开会介绍秘鲁队情况。
然而，每一次出访比赛，郎平总是加倍认真记好笔记。她总觉得出访比赛，尤其是参加世界大赛，是自己学习、提高的最好机会，应该是把每一点体会，每一点见闻都记下来，更应该把那些使自己终身难忘的时刻记下来，留在记忆中，成为今后人生道路上前进的鞭策和启迪。
1981年11月16日20点17分，在日本大阪，她们朝思暮想的目标终于达到了，郎平终于成为世界冠军队的队员啦！正当她想尽情享受一下胜利喜悦时，意外的痛苦向她袭来：
按照惯例，傍晚6点比赛，她们下午就要提前进入球场，先练习一两个小时。一般赛前都不吃饭，只吃些点心。可是这天的比赛是决赛，打完以后又接着举行闭幕式，回到下榻的饭店已是深夜。整整八个小时没有一点东西下肚，郎平饿极了，走进餐厅，狼吞虎咽地一口气吃了几份面条。回到房间，她看见比赛腰部扭伤的陈招娣正痛苦地躺在床上，汗湿的球衣贴在身上怎么会舒服呢！她先把陈招娣扶进卫生间，帮她洗完澡，睡进被窝后，自己再洗。也许是一饥一饱，也许是面条吃得太着急了，也许是吃完面条就忙忙碌碌，她胃痉挛了，钻心般的疼痛，手脚冰冷直冒汗。
经过田大夫的治疗，她开始平静下来了。过了会儿，她又坐到桌前，打开日记写下来。尽管时针已指向凌晨1点，清晨就要启程去东京，她和陈招娣两个人的行李还待收拾；尽管这时的兴奋和痛苦交织在一起；可是他还是尽力克制自己，认认真真地把这逝去的一天记录下来。
世界杯赛归来之后，当我翻阅她那记得端端正正、完完整整的十八天大赛日记时，我的内心十分激动。要知道，这一页页的日记，是在她体力、精力都大大超负荷的情况下写下的呀！没有非凡的吃苦精神，没有超人的能力，能产生这样的“成果”吗？
《郎平日记》开始在《新体育》上发表了，不少读者给编辑部写信赞扬她日记记得好，也有几封信在赞扬的同时，问上一句：“这日记是不是你们帮她加工过了？”后来郎平参加世界锦标赛和奥运会的日记又陆续在《新体育》发表，也有读者写信到编辑部问：“这日记真是郎平自己记的吗？”
《新体育》编辑部写信告诉读者：郎平日记本刊除因篇幅所限而进行删节外，几乎没有作什么改动。并将郎平日记的手迹拍摄成照片刊登在《新体育》上，同时还请郎平自己撰文回答了读者的问题。她在《记下生活的足迹》一文中，详细介绍了自己是怎么写日记的。文中提到：“是日记伴我度过了球场上的艰苦岁月，成为我最知心的朋友……我通过记日记，帮助自己整理思想，调节心理，提高训练水平，总结比赛经验。通过记日记，我还注意记下自己对社会的观察、分析，达到开阔视野、积累知识的目的，帮助自己提高认识社会、了解社会的能力。”
她确实尝到了记日记的甜头。去年奥运会，郎平遇到了过去从未遇到过的严峻考验。小组预赛，她作为队里的主要得分手，未能发挥水平，中国队以1:3输给了美国队。教练袁伟民说：“这是近两年来，郎平打得最差的一场国际比赛啊。”这可是一场至关重要的比赛。失败震撼着姑娘们，全队思想压力很大，郎平的思想压力更是可想而知。她担心万一下面的比赛再打不好，这“三连冠”功亏一篑，怎么向祖国人民交待？这责任太重了，压得她食无味，寝不安，只觉得心沉甸甸的，腿软绵绵的……
然而，她又是清醒的。
打完比赛回到奥运村，她没有回到自己的房间，强打起精神先到梁艳、李延军等人住的房间里，安慰她们：“没关系，今天这场球是我没打好，下面两场球我们打好了，还是可以拿冠军的。”她佯作没有事似的。担心这场球的失利会动摇新队员的信心，因此，她尽量克制自己，不流露出懊丧的情绪，她知道，自己是老队员，是队长，一举一动队员们都看在眼里……
她，默默地承受着痛苦。她的心在哭泣。
夜阑人静，她打开日记本，回想着比赛场上发生的一切，回味着刚才总结会上教练和同伴们的发言，袁指导的开导又回响在她的耳畔：“郎平，你树大招风，人家恨不得把你每个动作都分解了，人脑和电脑加起来对付你，你又不是个完人，怎能不失误？要拿得起，放得下，这才是大将风度。这场球不影响我们拿冠军，只不过是选择决赛对手的问题。要拿出1982年世界锦标赛时反败为胜的气魄来，在挫折面前不低头，输了就输了，不可动摇信心。人要敢于向自己提要求，非把与日本对这场球拿下来不可。你是聪明人，一点就到。我希望打日本队时，你不再是打美国队时的郎平。”
袁指导的话，开人心扉。郎平边想、边记，思路理清了，懊丧、后悔飞走了，思想集中在寻找进攻受阻的原因上：“一是，对美国队三个高大队员的密集拦网准备不足；二是，在一传不到位的情况下，打调整球缺少办法；三是……”她在日记中写到:“这场球被对手控制，我认了！承认这个现实，但我不服气。我的水平还没有真正发挥，郎平还是郎平，我还是高水平的攻击手！”
日记帮助她总结了比赛的得失，调节了心理，稳定了情绪，增强了打好下面这场比赛的信心。
性格决定于生活、环境、教养：她真诚、热情、助人为乐；她认为，生活中不能没有友谊。
现在，《郎平日记与书信》作为她的第一本书问世了，这在她的人生旅程中又是一件大事，是一件她从未想到过的大事，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她爸爸妈妈时，他们那高兴劲儿，不亚于看女儿打完了一场精彩的比赛。在他们眼里，孩子成才应该是全面的，不仅球打得好，各方面都要成长，打从我认识他们以后，就一直为郎平有这样的爸爸妈妈而庆幸。他俩都是普通干部，可是在教育孩子方面，自有一套观点和办法。
当郎平刚刚背上书包跨进学校大门时，“文化大革命”便席卷全国，她的爸爸离开了北京被下放到干校。“大串联”那年头，母亲工作所在的宾馆人满为患，没有空闲过一天，她日夜轮班，忙得顾不上家。七岁的郎平和九岁的姐姐，脖子上挂着房门钥匙，过早地开始了独立生活。
在逆境中长大的孩子，有时显得怪可怜的。可是郎平的父母却不这么认为，他们觉得放手让女儿在那样的环境中锻炼自己有好处。他们让孩子学着洗衣服、买菜、做饭、记账，学会自己支配时间、自己安排生活。那时，“读书无用论”不但吹昏了孩子们的头脑，也使有些家长糊涂起来。他们却不但要求孩子在学校里认真读书，还额外给孩子们布置了练大字、写日记的家庭作业。每天放学后，不做完作业不玩、不吃饭，是他们的“家规”。
爸爸妈妈的严格要求，使郎平从小就养成了勤奋、刻苦、好学和干任何事情都很认真的好习惯。从小学开始，郎平的学习成绩就一直名列前茅。
困难从天而降，妈妈突然病倒了。爸爸在干校回不来，姐姐去医院陪伴妈妈，小郎平只能自己照料自己。吃午饭时，一股浓烈的醋味从郎平家飘出来。邻居们担心小郎平闯下了什么祸，赶过来一看，见她正捧着一碗用醋和酱油烧的饭，吃得津津有味。家里写字台的抽屉里，放着妈妈留下的钱，小郎平完全可以去买几个包子吃，省事又可口。可是她要自己做饭吃，因为她想到爸爸说过：用钱要节约。
性格决定于生活、环境和教养，这话不无道理，而遗传基因有时也起一定作用，这话恐怕也有一定道理。郎平的妈妈是苏州人，爸爸是天津人，这使她既有江南女儿的温文、娴静，又有北方姑娘的健美、热情。
性格爽朗、诙谐的爸爸，是一位得到孩子们尊敬和喜欢的爸爸。只要他在家，家里就一片笑声。他为人热情，见面就熟。郎平和她姐姐曾打趣地向我介绍：“我爸啊，全国九亿人口，少说他认识六亿。跟他一起上街啊，您脖子甭想休息（指不断地与人点头打招呼）。”中国女排的姑娘们都很喜欢郎平的爸爸。休息日，郎平爸爸有空时，常把姑娘们请到家里，自己亲手做菜给他们吃，和她们聊天。要是哪位姑娘想办什么事情，遇到了困难，他总是放在心上，想方设法帮助解决。因为他想，姑娘中只有自己的女儿家在北京，别的姑娘都不在父母身边，他应该像关心自己女儿那样关心她们。
有其父必有其女。生活中的郎平也是一位真诚待人、助人为乐的姑娘。去年奥运会之后，我随女排姑娘一起去避暑山庄，她们在那儿边总结、边休息。一天开会前，大家坐在会议室里，边等人到齐，边聊天。郎平坐在一边干“私活”埋头写着什么。我坐在她身旁，探头一瞧，只见她在写信，“王慧：……”
王慧？这名字怎么这么熟？
“噢，对了，她是个‘女排迷’，不久前给我写过信。”我想起来了。
“她是你的朋友？”我颇有兴趣地问道。
“她是一个球迷，一位女青年，现在也是我的朋友。”郎平边回答、边继续写信。
我知道，郎平十分珍惜友谊，她认为生活中“没有友谊，世界上仿佛没有太阳”。尽管能属于她自己支配的业余时间少得可怜，但她仍然从中挤出时间用在与友人的交往上，她的朋友“遍天下”，不仅有体育界的，还有文艺界、科学界的；有她的同龄人，还有比她年长的中年人、老人；有社会名人，也有普通人。彼此经常有书信来往。她和这位女青年是怎么交上朋友，直至互称姐妹的呢？！
这天开完会后，我忍不住找她就这件事聊开了。原来，她和王慧的友谊是这样开始的： 四年前，这位热爱排球、崇拜郎平的女青年，因为人生道路上的重重挫折而陷入了苦恼、彷徨、绝望的境地，甚至想到结束自己短暂的一生……在她苦苦徘徊的时候她想起了自己心目中的英雄，提笔给郎平写了好几封信，倾吐心中的苦闷……
开始几封信，郎平没有看到，因为世界杯赛归来之后，女排姑娘收到来自国内外的信堆积如山，近三万封，而郎平个人收到的信竟有三千多封。姑娘们的日程表排得那么紧，这么多信哪里看得过来？！可是，有天当郎平拆开信，了解到这位女青年的不幸和痛苦后，立即写了回信，劝慰道：“……生活本身就是搏斗，要想生活得好，就必须靠自己去奋斗，为了自己的理想和目标去奋斗，才有意义，才有可能去实现你自己的许诺。当然，你做了努力，依然没有收效，这也不必灰心。要知道，干好什么事情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这就要有坚定的信心和毅力，要有不达目标不甘心的决心，才会经过自己艰苦的努力，实现最终的目标……”
从避暑山庄回到北京后，我找到了王慧——这位在长城贸易公司工作的二十岁的女青年，她动情地告诉我：“这些年来，正是郎平姐姐给我的真诚友谊，帮助我战胜了孤独和软弱，战胜了挫折和困难……”
她回忆着收到郎平第一封回信时的情景；“那天夜里，我失眠了……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认真地考虑前途、未来，考虑怎样对待人生的挫折……”
十天后，她又收到郎平的第二封回信和一张“向她微笑”的照片。鼓励她“要笑对未来，锻炼得更加坚强……”信中写道：“在我们一生中所遇到的种种障碍和挫折，乃是件值得庆幸的事，它是必然存在于生活中的一部分内容，倘若生活中失去这些反色彩的刺激，那么生活的意义又何在呢？就像《简·爱》一书中说的：人活着就是为了含辛茹苦。只要我们笑对未来，就会征服自己，也最终征服客观世界！”
这以后，郎平经常关心她，鼓励她，在她生日的那天，郎平给她寄去礼物和贺信：一张郎平在球场上拼搏的照片；希望她珍惜自己的青春，努力学习，充实自己的精神世界。女青年曾在信中流露出向往大海的心情，郎平竟在紧张的集训期间，从漳州训练基地给她寄去了一张自己站在大海边拍的照片……
女青年说着说着，眼睛有些湿润了：“是郎平姐姐给我的真挚友谊，打动了我的心，使我重新感到了对生活的渴望，对未来的向往……我终于结束了两年的待业生活，结束了人生的徘徊，告别过去，开始了新的生活！”
最后，她坦率地对我说：“如果两年前，我不曾接到郎平的回信，那么郎平留在我心中的将永远是一座英雄塑像。郎平的信，使我认识了一个追求事业，富有进取精神，懂生活感情丰富的活生生的人！”
她感情丰富、细腻、是一位典型的女性，具有外在仪表与内在人格相结合的美。
是的，正像这位崇拜郎平的女青年所说的，郎平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别看她在球场上勇猛、刚毅得像一个“假小子”，生活中的她，感情丰富、细腻，是一位典型的女性！
有那么几件事一直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那是1980年的除夕。上午，我在国家体委大楼门口，碰到袁伟民的爱人郑沪英。她高兴地拿着一封信边拆、边看。边往外走。“哦，这么开心，是收到袁指导来信了吧？”我笑着问。
“不”，小郑摇摇头，乐呵呵地说，‘袁伟民忙着带训练，恐怕连过年都忘啰！是郎平给我寄贺年片来啦，她想得真周到！”
新春佳节，给亲朋好友寄张贺年片，对于常人来说不足为奇。可对于节假日也挥着汗在球场上的女排姑娘来说，要想到这点，做到这点，也并非容易，郎平却记住了这个我国民族传统的、合家团聚的佳节。她想到教练有妻子、儿子，却不能和家人一起过节；她了解自己的教练一心扑在事业上，会什么也顾不上的……于是她牺牲了午睡的时间，上街买回了两张山村小城里仅有的、并不精致的贺年片。两张普通的贺年片，带着她的一片真情，飞向了北京，刚好在除夕那天，分别飞到了两位教练妻子的手里。事后，袁伟民知道了这件事，很受感动。
1983年的冬天，对于中国女排的姑娘来说，是一个难忘的冬天，不寻常的冬天。在11月的亚洲女排锦标赛上，中国女排以03败在日本队的手下，在实现“三连冠”的道路上出现了一片阴云。她们来到湖南郴州排球集训基地卧薪尝胆，为半年后的洛杉矶奥运会作准备。
我到郴州采访她们，初去乍到，就感受到一种异常紧张、艰苦的气氛。姑娘们一个个都自觉地、拼命地练，想方设法突破自己的薄弱环节。那时的郎平伤病正复发，可她仍咬牙顶着练，一堂训练课都不落。有时练完后，腿疼得连走回宿舍都困难。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她仍忙中“偷闲”，每天训练完抓紧时间，把该做的事情做完后，就拿着毛线到我睡觉的屋里来，边织、边和我聊天，谈队里的情况，谈面临的困难未来，谈未来的路……
她手中织的那条大毛裤，是准备给男朋友白帆过冬用的。小白过去当运动员时受过伤，大腿里还钉着不锈钢的钉子呢，她担心一般的毛衣不御寒，特意买来纯粗毛线，用仅有的宝贵时间，亲自给他织一条。
男毛裤，她可从来没有打过，就悄悄地向队友、老大姐李文秀请教，怎么收针，怎么放针，一一记在纸上，边打边对照。要织成一条身高1.90米小伙子穿的毛裤，得有多少耐心啊！我望着她那可爱的认真相，仿佛看到了她那颗温柔的、会体贴人的心，这使我想起了袁伟民说过的一句打趣的话：“我们女排这些丫头啊，将来个个都是‘贤妻良母’。”看来，郎平绝不会例外！
十天以后，我结束采访，返回了北京。没过几天，就收到了郎平的来信：“想念的管家：你好！我们分手已经一个星期了（其实还不到一星期）真的很想念你！每次下课回来，都不由自主地向着106房间望望（我去那儿时住的房间），好像是个习惯动作。我多希望你能出现在门口，朝着我笑笑呀。这笑容总会使我感受到友谊的珍贵，也常常会给我带来安慰。”
“这原因很简单，我们是知心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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