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长征是人类文明的播种机-凯发k8国际真人娱乐
阅读提示：今天我们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可以用更宽阔的视野来更加深刻地理解“长征对于人类文明的播种价值”。
撰稿｜要 英
人类历史上具有军事意义上的长征，向来都是历史学家执迷的焦点。如西方世界津津乐道的汉尼拔对古罗马的征战、中世纪“十字军”东征、拿破仑远征俄罗斯，乃至1927年巴西共产党早期武装力量在国内的“长征”……它们或是以入侵失败告终、或是以文明冲突毁灭、或是以政权无果而弃。
和它们相比，80多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的伟大长征，则以反击侵略北上抗日为起点、以播种文明启迪民众为使命、以驱除强敌建立政权为胜果，其超出军事意义的非凡成就和救国功勋，确实是历史上的第一次。诚如毛泽东的评价所言：长征一结束，新局面就开始了。
他还精辟地说过——长征是播种机！以往人们的理解是，毛泽东所经历的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征战25000里、途经中国西部的11个省，对两亿多人口的各族民众“播下了革命理想和马克思主义的种子”。而今天我们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可以用更宽阔的视野来更加深刻地理解“长征对于人类文明的播种价值”。本文就以“体育文明、医疗卫生、妇女解放与民族团结”等举世公认的现代文明基本元素为观察角度，来解读伟大的长征的价值。
体育文明：可以燎原的文明之火
中国革命胜利后，新中国的第一代领导人向外宾介绍基本经验时，第一条往往就是——“农村包围城市”。不过，有意思的是，无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第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还是贺龙、聂荣臻、徐向前等红军各方面军统帅，都是从国内中心城市乃至海外著名城市走向国内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为红军战士、为根据地人民带去了他们深受熏陶的现代体育文明。
近代体育史料显示：球类、田径赛事的引进和城市、新式学校密切相关。如排球是1895年末由美国传教士带到天津，并举行了在华首次比赛；此后就在南开等学校流行，后来影响到周恩来等革命者。排球在南方则由华侨引进，在福建和广东一带成为城市新生活内容；尤其是福建的漳州，在红军兴起之前就成为排球之乡了。篮球要晚十年引入中国，1905年出现在上海；陈云、邓小平和聂荣臻等都在上海接触过篮球比赛。乒乓球比篮球稍早、是在1904年由民族资本家直接从日本进口器材，以俱乐部形式在租界推广；后来为国民党各派军阀吸收为娱乐性爱好，并成为军官的特权。现代西式足球是在上世纪初进入中国上海和北京，还很早就在长沙、南昌、重庆等沿江城市流行，历史学家周谷城晚年曾向复旦师生回忆早年和毛泽东在长沙一起踢球的美好往事。
可以说，现代体育文明比马克思主义更早地影响了中国革命者的青春。日后的红军总司令、新中国开国元勋朱德元帅，他在从军云南讲武堂和滇军之前干脆就是小学体育老师（当时称为“教习”）。1906年12月，20岁的朱德从顺庆府中学堂（今南充二中）考入四川省高等学堂（1927年改为公立四川大学）附设的体育学堂。在顺庆府中学堂读书期间，朱德受到了张澜等进步人士的影响；进入体育学堂之后的朱德，进步思想进一步在他身上“生根开花”。因此，朱德曾在他的回忆录中说，体育学堂算是他——“走向革命之路的起点”。中共成立之后，留法、留俄的革命先驱如周恩来、邓小平、瞿秋白等也纷纷考察过海外的体育文明，并撰文向党内介绍、成为人民幸福生活的一个向往。
因此，红军开辟根据地之后一直到全国解放，共产党领导的红色体育运动从没有间断过。如1931年，中共鄂豫皖分局开办军政干校、列宁高等学校，均设有体育、军事课，并专门建设运动场地，设有400米跑道，篮球、排球、网球、足球场。1932年5月，鄂豫皖苏区举行首届体育运动会，有300余名运动员参加包括跳高、跳远、单杠、双杠、赛跑，以及手榴弹、射击、刺杀、爬山在内的形式多样的比赛，既是普及也是激励着根据地人民和子弟兵顽强拼搏与英勇斗争。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红军统帅所在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也多次举行各类体育比赛。当时，红军攻打县城除了发动群众、筹款筹粮之外，还要注重缴获三类物资——毛泽东强调的报纸杂志、周恩来急需的通讯器材和朱德喜爱的体育用品。体育用品最大的一次缴获，就是红军打下漳州；把三大球和乒乓球以及裁判用的哨子、皮尺等统统带回根据地。党史记载：1930年这一年，中央根据地组织了3次球类比赛、27次田径比赛；1933年，中央根据地开展体育活动达到高峰，其中球类比赛96次、田径赛123次、军事体育比赛5次、体操比赛15次。
而1934年10月至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长征途中，他们仍然结合练兵，因陋就简地开展体育运动。有的部队新到一地宿营，常常勘察江河、池塘，以进行游泳活动。长征到达遵义后，红军战士就同当地省立初级师范（现遵义十一中）的篮球队进行过比赛；朱总司令亲自上场并屡屡得分。比赛之后，师范篮球队全体队员参加了红军。报道这场比赛并认为“红军技能更高”的记者是陈云，刊发此报道的《红星报》主编则是邓小平。
体育不仅是“扩红”即吸收当地青年积极参加红军的手段，也是军队团结和统一战线的法宝。如1936年 4、5 月间，朱德率部队随红四方面军到达四川甘孜州炉霍县，准备过草地时，曾和战士们一起在驻地修建运动场，开展篮球、田径等运动；并于当年“五一”节召开了运动会。而长征结束后、三个方面军的庆典之一，就是1936年末在甘肃庆阳举行了全军运动大会。1936年红一军团也曾举行了“五一”运动大会。同年5月，红十五军团也召开过运动大会，为搞好抗日统一战线工作，这次运动会曾邀请国民党的东北军关麟征部参加比赛；运动项目有赛跑、单杠、双杠、篮球、排球等，关麟征部则赠送了红军一批体育器材。
值得指出的是——红军时期的全军运动会，后来成为新中国全国运动会的雏形。喜欢乒乓球的毛泽东，后来推动中美“乒乓外交”；重视体育交流联谊功能的周恩来，一直强调“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红二方面军的贺龙最早在根据地成立建制运动队（“战斗”篮球队），且在长征途中比赛不辍，日后成为新中国第一任国家体委主任。漳州，则从排球之乡进一步成为中国女排的国家训练基地。
医疗卫生：红色华佗的励精图治
红军的医疗卫生事业，脱胎于北伐中的叶挺独立团；也是后勤工作中的重中之重。中央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的卫生部长贺诚，参加过北伐和广州起义、在上海开设过医院、从上海地下党渠道采购和运进瑞金一架x光机。红军的经费再紧张，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也会优先拨付给贺诚的军事医疗系统。因为每到一地，提倡和坚持“买卖公平”的红军都得尽可能地采购医药和器材；轻、重伤员需要营养以及必要的安置等花费，如重伤员在根据地安置在老乡家里给付六块银元、长征途中则被迫减为两块银元；红军自办医药器械厂和战地救护培训学校也需要相应投入。如果没有这些积累和准备，到达陕北的红军数量还会更少。
在中央根据地时期，贺诚就总结了红军战士以及群众的四种常见疾病（即疟疾、痢疾、疥疮、下肢溃烂），并因地制宜地给予积极治疗和预防控制。长征时因为“战斗频繁、长途行军、挨饿受冻”之故，增加了战伤、肺炎、肠伤寒，胃肠病是第一位。因此，长征中保证部队健康更显得尤为重要，这是战斗力的直接保证。
为了预防和减少疾病，各团、营和连队的卫生人员还肩负着向部队和群众传授卫生、防病知识的任务。比如告诉部队要喝开水而不要喝河沟池塘里的水，没有条件烧开水时也要尽量喝井水；行军打仗全凭一双腿脚，强调打绑腿就是为了避免叮咬划伤、下肢溃烂；根据军医们的经验，部队到达宿营地后，无论如何要争取用热水泡脚，睡觉时作向上踢蹬的“倒脚运动”，改善足部的血液循环，预防脚痛和脚疱；所以条件再艰苦，每个班也要背两个盆，一个洗脚，一个烧水。
在根据地时期，军医们对战地救护措施是西医手段为主、中医康复为辅。长征期间条件恶化，从瑞金出发时完整的医院设备被迫放弃。如被贺诚当作宝贝的那台x光机，曾经为王稼祥、陈毅等将帅拍摄并取出隐藏多时的子弹头，陈毅到晚年还经常感叹是那台x光机保住了他的腿。
惨烈地打过湘江第四道封锁线之后，红军为了部队消肿、改搬家队为战斗队，先是掩埋了造币厂的设备（所以此后所经之地留下了很多红军筹粮后的“借条”、承诺革命胜利后归还）；接着就是放弃了服装厂的设备（所以此后给沿途群众留下的印象就是衣衫褴褛、直到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才从其川陕根据地的红军服装厂获得补给）。但x光机还是被贺诚牢牢地保护着，直到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亲自找他谈心，才被迫转移到老乡家里掩藏。在遵义虽然缴获一批手术器械，但此后征途主要依赖中草药了。
过草地时，涂通今是红32军8团卫生所所长（建国后曾任第四军医大学校长、少将），晚年他这样回忆说：“长征时的救治条件现在无法想象——能够找到一块门板搭一个手术台就很不错了，手术刀是民用剪刀代替的，没有绷带就把被子撕成条；还得有人举着油灯照明。药品和医疗器械是无价之宝，上世纪30年代消毒灭菌和抗感染的药物极少，长征中就更是金贵稀缺了。受技术和物质条件的限制，当时只能做一些诸如消毒、包扎、固定、止血、缝合、取子弹、取骨片这样的处置，至于断肢和内脏手术，根本没法做。我救护过的伤员不计其数。现在看来，有不少同志由于没有得到手术和输血输液的机会，本可以得救的却牺牲了。”涂通今在新中国之初留学苏联，成为长征中走出来的三个红军博士之一。
理想、信念也始终感召着这支队伍中的“红色华佗”们。红军中央医院首任院长傅连暲原先是个基督徒，受毛泽东感召于1933年参加红军；在长征途中救治了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等红军领袖，后在陕北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开国后的卫生部第一副部长。一位叫孙议之的国民党资深军医，中央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时为红一军团所俘；但他不愿意接受盘缠回家，反而在红军医院里讲授病理学和担任外科主治医生。经批准，爱惜人才的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每月给他60元优待津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津贴都是5元），但被他拒绝，他跟随中央红军长征、一路救治伤病员而功勋卓著；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这些西医出身的“红色华佗”们后来都成为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领导人，并且在全国范围内空前强调和践行“中西医结合”的道路；也为中西部医疗机构的布局倾注了心血。
妇女解放：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
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恩格斯常说——“妇女解放是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1939年的延安，人民领袖毛泽东在妇女干部培训学校的开学典礼上也激情满怀地宣称——“中国妇女解放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毛泽东的激情源自于苏区中曾经和正在蓬勃的妇女解放运动，以及长征中红军女战士的杰出贡献和改变自身命运的曙光。在中央红军中，危秀英就是突出的一个解放典型。
像大多数女红军一样，危秀英也是童养媳出身。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前夕，尽管已经为红军工作了多年并解除了童养媳身份，危秀英的父亲还是要把她再度卖掉，最后还是红军解救了她。新中国建国后危秀英曾感激地回忆，是毛泽东对她说：“秀英，你还是跟我们走吧，要不，红军走了你还得被卖掉。”1934年10月，危秀英被编入中央红军的干部休养连，当了一名政治战士；主要任务是照顾伤病员，分派担架，给伤病员和民工做思想工作。行军时，她同临时雇来抬担架的民工走在一起，鼓励他们跟上队伍，有时还要顶替他们抬担架；宿营时，她要照顾民工的生活。她不仅抬担架最勤，还救活过误食野菜中毒的很多红军战士和干部。长征胜利后，她成为中共陕北省委的第一任妇女工作部部长。
中央红军参加长征的女红军中，曾经和周恩来、邓小平以及蔡和森一起留法的蔡畅资格最老、被尊称为“大姐”。她意志坚强、绝无怨言，按职级给她备了一匹马，但她很少骑，而总是让给伤病员。在漫长的二万五千里崎岖道路上，她常常用法语吟唱《马赛曲》、用俄语高唱《国际歌》，极大地提高了长征将士们的士气，神枪手康克清则把蔡畅所讲的故事和笑话称为“精神食粮”。革命胜利后，蔡畅成为新中国第一、二、三届全国妇联主席；第四届名誉主席。
和蔡畅一样，红军女战士除了直接参与战斗，在政治与宣传工作中的作用和丰功伟绩不可磨灭。在中央红军中，女战士虽然人数少，但是宣传骨干。她们结合自身优势，根据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结合每个战斗和任务，运用歌唱、漫画、标语等形式进行宣传，使红军更理解当前形势和任务，更明确革命的前途，从而提高了红军的战斗热情与乐观精神。她们宣传打土豪、分田地、扩红军、筹粮款，平时走村串户做宣传鼓动，逢场赶集，见哪里人多就将演讲台设在哪里，一个个以自身的苦难经历现身说法。部队每到一地就打土豪，她们分头搞调查，然后召集群众开大会，将没收土豪的浮财摆在会场上，一方面将没收的土豪财产分给群众，一方面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宗旨，动员青年参军，动员群众帮助红军。
1932年底，红四方面军由鄂豫皖西征入川并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在党史和红军历史上是件震天撼地的大事，对广大川陕边妇女来说，犹如黑暗中划破长空的闪电。中共川陕省委和苏维埃政权为使妇女迅速摆脱旧势力、旧礼教的束缚，制定了一系列解放妇女的方针、政策和措施，提出“妇女在经济、政治、教育上与男子平等”；规定了妇女在集会、结社与获得土地等方面的权利；明确昭示，妇女有结婚、离婚的自由，反对买卖婚姻，反对一夫多妻，反对童养媳和蓄婢制度。广大农村妇女，随着土地革命的深入和红军的节节胜利，思想进而解放、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地方党史研究表明：当时人口约500余万人的川陕根据地有妇女约200多万，而参加苏维埃革命斗争的青壮妇女，多达30万人以上。
在妇女干部们的组织下，她们一面参加生产突击队、代耕队，“加紧耕耘，不荒苏区一寸土地”；一面参加洗衣队、缝纫队、运输队、担架队、宣传队和慰问队，以支援前线。1933年冬，苍溪妇女响应苏维埃政府号召，短期内为红军赶制棉衣2000余套；1934年下半年，根据地妇女为支援红军冲破“川陕会剿”，仅9-11月，赶做了布鞋、草鞋和袜子30余万双。而川陕根据地轰轰烈烈而又扎扎实实的妇女解放运动，也使组建一支正规的红军妇女武装成为必然。
1934年3月，在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等红军统帅的推动下，在先前组建的300余人妇女野战独立营基础上，组建了妇女独立团；1935年春红军强渡嘉陵江前夕，随着成百上千的妇女干部奉命到旺苍集中，又组建了妇女独立第二团。两个独立团共2000余人，直辖于方面军总部。到了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于会宁会师后，红四方面军又对战斗力强悍的妇女武装作了重新整编，将全军体质合格的1000余名女战士组成了妇女抗日先锋团。这不仅是一支重要的革命武装力量，更是意味着根据地妇女彻底打断封建枷锁而登上了历史舞台，并为以后的全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民族团结：民族区域的自治先声
除了女红军，长征的队伍中还有一批文化人也是党的宝贵财富，后来文能讲授马列、武能领兵作战的李培南最初就是跟着大部队行军的单纯教员。
李培南1905年7月出生，江苏沛县人。1922年就读于徐州江苏省立第七师范学校，1923年毕业。1927年参加革命，同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党的宣传工作。历任中共（上海至瑞金）地下交通员、瑞金中共中央党校教员及白区班班主任。1934年调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红五军团政治部和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任宣传干事、科长和政治教员。他先随中央红军长征，后和朱德、刘伯承一起与红四方面军联合行军、战斗，前后三过草地、历时两年。新中国建国之后，在抗战和解放战争中率部身经白战的他又脱下军装，先后成为上海交大和上海社科院的首任党委书记。
在李培南保存的完好、清晰的长征地图上，我们可以很清楚地发现——各路红军经过中国西南和西北省份的14个少数民族聚居区。根据记载则可以进一步统计出——红一方面军长征371天，有132天在民族地区，约占1/3；红二方面军（二、六军团）长征18640公里，有5660公里在民族地区，约占1/3；红四方面军长征19个月，有15个月在民族地区，约占3/4。在李培南和他战友的回忆中，红军先后接触过苗、瑶、壮、侗、水、布依、仡佬、土家、白、纳西、彝、藏、羌、裕固、回、蒙古等少数民族。显然，这是党和红军第一次长时间、大范围、面对面地与众多少数民族接触，面临着破解国民党以及前朝反动政权累积起来的民族矛盾、争取少数民族同胞支援红军并参与反帝反压迫斗争等战略任务。
中央红军以惨烈代价突破湘江即第四道封锁线后，李培南和他的队伍就进入了少数民族区域。李培南这样记叙——“这里的敌情已比较缓和了一些，因为广西军阀的部队，在桂东北这一带山区驻得不多，只有一些民团在红军前进的道路上进行骚扰，破坏红军与群众的关系。而这一带又是苗、瑶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他们又利用少数民族对过去汉族的军阀、官僚、地主剥削欺压所引起的仇恨，来破坏红军的声誉，使我军在前进中遇到不少的困难，特别是有时没有房子住，有时没有粮食吃。”怎么办呢？一方面是防火防特，因为“这一带少数民族群众的房屋都是木结构、柴草又堆在门口”，李培南所在的中央军委纵队驻地就抓获了放火破坏的特务，向少数民族群众洗清了泼向红军的污水。另一方面就是“每到一个地方，一定要多方调查了解当地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尊重这些风俗习惯，不要在宿营后任意更动群众家内用具的位置，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出发后要认真检查群众纪律”；如果“实在不得已在群众不在家的情况下，动用了群众的一些粮食，烧了群众的一些柴草，必须写明用了多少斤两，并按价留下现金”。
遇到不逃逸的少数民族群众，李培南等人就抓住机会做工作、宣传红军的主张。进入贵州、云南这两个少数民族集聚的大省之后，毛泽东指挥下的红军多有神来之笔。 “渡金沙江时，当地36名彝、苗族和汉族船工一起连续为红军摆渡9天9夜，帮助数万红军用仅有的7条木船安然渡过天堑”。此后，红军面临的对手主要就是地方军阀。 在李培南回忆中，此时的红军战士士气高昂，但中央决定“部队必须迅速北上，一方面要消灭前进路上截击我们的川军……还要通过当时还处在奴隶社会时期的彝人区，抢渡天堑的大渡河，胜利翻过大雪山，争取在懋功与四方面军会师”。不过“要渡过大渡河，必须通过大凉山彝族居住区。这是一个长期民族对立，地势又非常险要的地区。……以前四川军阀的部队曾整团通过彝人区，但被彝人解除了武装。他们仇视汉人，更仇视汉人的军队……很显然，不能靠武力强行通过”；否则会“造成极大的冲突和严重的伤亡，对我军是非常不利的”。这种情况下除一般的沟通如赠送礼物和遵守纪律外，还需要系统性的民族政策设计了。
1935年5月22日，红军在冕宁县城公开张贴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以下简称《布告》）。这个布告是以朱德总司令名义发布的，实际上是中共中央的集体决定，在刘伯承率领的先遣部队进入冕宁时就已普遍宣传。《布告》指出：“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可恨四川军阀，压迫彝人太毒；苛捐杂税重重，又复妄加杀戮。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彝人风俗。军纪十分严明，不动一丝一粟；粮食公平购买，价钱交付十足。凡我彝人群众，切莫怀疑畏缩；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逐。设立彝人政府，彝族管理彝族；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希望努力宣传，将此广播西蜀。”当时为了广泛宣传党的民族平等政策，红军指战员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把竹子砍下来整齐地排列成一样高，用手比划向群众解释，意思是你是彝人，我是汉人，我们都是一样高的，这就叫做民族平等。紧接着，就有了“彝汉结盟”的佳话。
刘伯承和当地彝族首领小叶丹按彝族礼仪结盟之后，红军不仅获得了通行便利，还直接获得了粮食和兵源上的重要补充。在一、四方面军于懋功会师之后，红军执行的民族政策越来越清晰明朗，如在阿坝的藏民区和甘南的回民区等地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功。随着各民族青年的纷纷加入，到1936年10月三大主力会师后，红军已是多民族的人民子弟兵。而红军的实践，体现了充分尊重和保障各少数民族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权利的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先声。（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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