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文化， 从上海传向世界-凯发k8国际真人娱乐
阅读提示：党中央1930年在上海推进工作，4年后获得重要情报，特科成员项与年冒死送去“铁桶计划”，促使中央红军及早长征。
撰稿｜吴海勇
8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以胜利大会师而宣告结束。红军三大主力长征行程何止二万五千里，其积极意义与历史价值自毛泽东形象地提出“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三大比喻后，更是不断得到进一步的阐发与积极评估。诚如聂荣臻元帅所说：“中国工农红军所进行的长征，实为人类历史所罕见，在世界人民的心目中，早已是不朽的英雄史诗。它不仅是我党我军的光荣与骄傲，也是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的光荣和骄傲，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红军长征的英雄壮举已内化为中华民族不断攻坚克难、夺取伟大征程新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
值得骄傲的是，上海与历史上的长征有着真切的关联。作为党的诞生地，之后中共中央机关又长期驻扎于此逾12年，上海由此赋有的红色基因与英雄气质使这座城市拥有无数的革命传奇，红军长征的宏大叙事离不了上海细节。
上海情报员的消息，促使中央及早长征
党中央1930年在上海推进工作，4年后获得重要情报，特科成员项与年冒死送去“铁桶计划”，促使中央红军及早长征。
继4次“围剿”苏区红军的军事行动失利后，蒋介石1934年9月在庐山召集赣豫鲁与两湖五省主席和军长秘密军事会议，制订了第五次“围剿”苏区红军的“铁桶计划”。所幸参加此次军事会议的其中一人早在1930年驻上海时就成为中共中央特科的重点联络对象，他就是时任赣北第四行署专员兼保安司令的国民党少将参议莫雄。
安插在莫雄身边的特科成员取得情报后，连夜用特种药水将“铁桶计划”主要内容密写在四本学生字典上，除了将整套计划送南昌秘密联络站，并用电报形式把核心部分发往瑞金之外，特科成员项与年自告奋勇将情报送入中央苏区。他化装成一位教书先生，夜行晓住，翻山越岭，但是靠近苏区就发现关卡重重，插翅难过。情急之下，项与年忽生一计。他用石头敲下自己的四颗门牙，第二天双腮肿胀、满口恶臭，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他，状如乞丐，通过层层关卡，终于将藏在污秽袋子里的四本密写字典送到了周恩来、李克农的手中。
形势太凶险，“铁桶计划”一旦付诸实施，中央红军将被围困在半径距瑞金150公里地区，届时国民党军每天只须向瑞金中心推进7至8华里，每进1华里就布上一重铁丝网，每5公里筑一碉堡线，一个多月后中央红军将无周旋余地。中共中央几天前已收到相关简要密电，这回见到项与年冒死送来的全套计划，立即与中革军委制订了提前实行战略转移的计划。
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布命令。两天后，红军中央纵队从瑞金出发，以小部队牵制、迷惑敌军，红军主力实施战略转移，于10月底跳出了国民党军的“铁壁合围”，踏上了长征路。
上海的左翼文化运动，在文化上反“围剿”
自中共中央1933年春撤离上海，紧接着成立中央上海局，代表中共中央负责领导党在国统区的工作，同时接手包括特科在内的若干留沪中央机关的工作。工农红军主力分几路先后离开苏区，开启西征北伐之路，上海中央局及其数遭破坏后成立的上海临时中央局以各种方式关注并支持着红军长征。
在一阶段内，上海中央局与中共苏区中央分局，与红二、红六军团时有联系。为了加强对党内的长征宣传，上海中央局所办刊物刊登抗日救国宣言，宣传红军长征意义，帮助党员群众了解红军长征的进展情况，鼓舞了斗志。正是由于及时获知了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北会师的消息，红二十五军决定西征北上。
在上海中央局的领导下，上海党组织与革命群众同白色恐怖作顽强的斗争。其时国民党特务加强了针对共产党的侦缉破坏活动，上海集中上演着信仰与背叛的历史活剧，但是潜伏下来的党员同志并没有放弃战斗。特别是左翼文化人士高举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旗帜，在荆火中潜行、在泥泞中战斗，不怕牺牲，以韧的战斗，取得了文化反“围剿”的胜利。挫败国民党当局为配合军事“围剿”在文化领域发动的这次疯狂进攻，对于被迫踏上漫漫征程的红军是莫大的喜讯。同时，党组织在上海积极开展的抗日救亡运动，也与红军北上抗日遥相呼应。
上海成为党中央接续共产国际的中转站
遵义会议后，受党中央的指派，潘汉年、陈云先后离开长征部队，辗转来沪，主要目的是为了与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重新取得联系。当年设立上海中央局目的之一，就是保持与共产国际代表的联络，将共产国际有关指示及时转达到中央苏区的党中央。然而，1935年形势异常严峻，上海党组织几遭灭顶之灾。先到上海的潘汉年，虽然找到了临时中央上海局负责人浦化人，但是上海同志主要出于安全考虑，建议潘汉年还是折回香港，等候上海同志与共产国际代表取得联系的通知。
7月，陈云踏上上海这片热土。他辗转同上海临时中央局的机关工作人员杨之华等取得联系，后又通过潘汉年的一位堂弟与在香港的潘汉年取得联络，通知潘汉年来沪商议下一步行动计划。陈、潘二人会面后，一致认为上海形势险恶，暂无恢复白区工作的条件，再加之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指示他们同赴苏联，于是商定先后由沪乘船经海参崴前往莫斯科。
9月上旬，陈云与陈潭秋、杨之华等乘船离开上海。半个多月后，陈云在苏联写成了《随军西行见闻录》。该书稿有意假托一位被俘的国民党军医之口，对工农红军突破四道封锁线、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等长征英雄事迹进行了最初的宣传，对红军长征精神作了初步的凝炼，其起意构思当在居沪之时。这座城市特有的文化气质，长征事迹在上海得以记录、长征精神在上海得到初步提炼，实非偶然之事。
上海为红军长征输送文化战士
长期位居当时中国文化的中心位置，上海构筑的文化高地吸引并造就着各方文化人才。受过左翼文化运动洗礼的文化人才进入苏区，后随红军万里长征的，亦不乏其人。这其中冯雪峰、李一氓、成仿吾三位尤为突出。冯雪峰进苏区前为“左联”党团书记、中共文委书记，李一氓在上海是中共文委委员、“文总”负责人之一，成仿吾曾留学日本、法国，在海外加入共产党，后到上海参加“左联”活动。三人都是文学家，在长征中都被编入上级干部队，与董必武、徐特立二老同任政治教员，可见党对他们的重视。
经过万水千山、血与火的考验，长征深深锲入他们的生命。成仿吾后作有《长征回忆录》，李一氓对长征也有生动回忆，冯雪峰创作长征题材小说之艰难历程更是令人动容：因皖南事变后被捕，50万字长篇《卢代之死》初稿失落；建国后因被打成“右派”，虽然摘帽但不允许创作长征这样重大题材作品，以至抱憾终天。此外，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黄镇，在征途中克服困难、展其所长，成为红军队伍中用画笔记录长征的第一人。
高擎左翼文化大旗的鲁迅，与红军长征发生多重的关联。一方面，鲁迅作品鼓舞着长征将士，大增红军前行的自信力；另一方面，鲁迅身在上海，心系红军命运，从报纸新闻、从交往的外国记者，还有1936年春受党中央委派重回上海的冯雪峰等渠道，搜集着长征的相关信息。事实上，早在1935年夏，鲁迅就收到北上抗日先遣队总司令方志敏托人送来的信与文稿，方志敏将自己在狱中写就的文字托付交给鲁迅，可见对鲁迅的高度信任。鲁迅1935年秋末创作的七律《亥年残秋偶作》，尾联“竦听荒鸡偏阒寂，起看星斗正阑干”后一句暗指中国西北角，与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史实相对应。从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特派记者史沫特莱那里，鲁迅得知了红军东征的胜利消息，他与茅盾联名给红军发去了贺电。此外，他还给陕北送过各类书籍与火腿等食物。
1936年10月19日，一代文豪溘然长逝。唁电信函如雪片般飞来，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还为追悼鲁迅发表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当时负责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陈绍禹（王明）在《救国日报》发表悼念文章《中国人民之重大损失》，更是揭示了一件鲜为人知的事情：“鲁迅对中国红军英勇奋斗的事业，表示无穷的爱护；特别对于红军主力西征的英勇战绩，表示莫大的称扬，他曾约过十数个亲身参加红军和苏维埃工作的同志，去作长久的密谈；他搜集了很多材料，预备写一本关于中国红军战斗的文学作品，他曾说，如能将中国红军西征情形写成文学作品，将比苏联著名的《铁流》更加有趣。”文中所说的“红军主力西征”“中国红军西征”实指长征。
早在1932年红军将领陈赓来沪疗伤时，鲁迅曾与他促膝长谈，就有意创作反映红军战斗题材的小说。红军长征的非凡壮举，激发文学家的创作灵感更是合乎情理之事。曾经活跃于上海的左翼作家群中，李之琏作有小说《突围》，反映工农红军在江西突破敌军“围剿”的宏大场面，因受国民党当局的审查未能发表。蒲风创作的长篇叙事诗《六月流火》描写的是农民被迫揭竿而起，但其后记交待是为了表现“铁流群的西征北伐”的“种种困境里的情绪的提起”。置于如此历史语境，鲁迅萌生创作铁流二万五千里的文学冲动更易读解。
《红星照耀中国》从上海走向世界
上海在文化领域的特殊重要地位及其所具有的集聚效应，中共中央特别重视，并着意发挥这座城市在扩大红军影响方面的重要作用。美国记者斯诺迫不及待地要去探访“红色中国”，1936年5月他在上海拜访宋庆龄求助。其时，毛泽东、周恩来联系上海方面，请协助选派一名诚实的西方记者、一名受过西方培训的医生前往陕北。幸运之神就此照拂了斯诺。
斯诺是与马海德一起，由特科成员董健吾陪同前往陕北的。董氏此前已充当了国共谈判的信使，为此也就较早地了解到红军长征的事迹，曾撰写发表了《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斯诺的采访无疑更加深入，毛泽东对他首次披露自己的前半生；在斯诺所写的专书中，专设“长征”一篇，其下标题有“第五次‘围剿’”“举国大迁移”“大渡河英雄”“过大草地”等。《红星照耀中国》出版后，立时轰动世界，收录其中的毛泽东《长征》七律由此也传遍天下：“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在《红星照耀中国》的传译方面，上海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在该书出版之前，上海英文报刊就抢先发表了部分内容。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后，胡愈之在通读该书英文版后，深感将其译成中文在国内传播，能起到更为积极的作用。鉴于现有的出版社怕受连累，胡愈之自己在家创办复社，书名改为较为含蓄的《西行漫记》，以免过度刺激当局。1938年3月，《西行漫记》在上海问世，这是《红星照耀中国》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很快售罄，此后重印、翻印无数。《西行漫记》第一次将作者名译成“斯诺”，从此取代了他以前自取的中文名“施乐”，借此也可窥见该译本在国内影响之广。不少进步青年正是受其影响，奔赴延安，去追求新的生活和祖国的光明未来。
在《西行漫记》问世的同年，黄镇在长征期间的写生也在上海由风雨书屋结集出版，题名为《西行漫画》，只是作者名误作“萧华”。此外，还有必要提及党中央曾有意在上海出版《红军长征记》一书的历史轶事，这同样体现了共产党对上海文化影响力的看重。1936年8月，毛泽东发起组织了回忆长征的征稿活动，后结集为《红军长征记》。1937年派人送到上海党组织，预备出版，后因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正式达成，一时不宜出版红军长征的书籍，以免刺激国民党，妨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红军长征记》书稿就此搁置起来。尽管如此，上海在宣传红军长征的异常重要地位在此得以进一步的彰显。（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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