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第一个将长征介绍给世界的人-凯发k8国际真人娱乐
阅读提示：陈云能写出此书，与陈云早年的经历有关。陈云酷爱听评弹，流行于江南市镇的苏州评弹，采用以苏州话为代表的吴语徒口讲说，或是金戈铁马的历史演义和叱咤风云的侠义豪杰，或是儿女情长的传奇小说和民间故事。
记者｜姜浩峰
“陈云离开长征队伍的时候，非常秘密。当时对外就说——陈云掉队了。‘掉队’的意思就是牺牲了。甚至他的被服、生活用品也分配给别人用了。” “1935年5月，红军渡过大渡河后，陈云秘密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的组织，并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他以被俘国民党军医名义于巴黎《全民月刊》发表的《随军西行见闻录》，是第一篇向全世界报道红军长征的亲历记。”
10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朱佳木来到上海青浦练塘镇，在陈云纪念馆做了《陈云与长征》主题报告。朱佳木曾在1980年代长期担任陈云同志的秘书、陈云办公室负责人。他本次所做报告不仅是陈云纪念馆一次职工教育活动，也吸引了陈云故乡练塘镇的乡亲来到现场，甚至有陈云“粉丝”不远千里从四川赶到。
廉臣是谁？
1936年3月起，在巴黎出版的《全民月刊》上，一篇署名廉臣的《随军西行见闻录》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在这份中国共产党在巴黎主办的刊物上，廉臣自称是国民党军医，具体的番号是——南京军五十九师,在被红军俘虏后留用，后跟随红军一起长征。当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后，他脱离了红军队伍，辗转回城写就《随军西行见闻录》。作者以亲历者的身份、旁观者的口气，讲述了当时鲜为人知的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
随着见闻录的连载，令当时的西方世界知晓了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而当时蒋介石的对外宣传机构谎言——红军已被打败，只剩极少数人在“逃窜”。
在《全民月刊》连载以后，《随军西行见闻录》又在莫斯科出版单行本，1937 年7月31日，《救国时报》刊载了《廉臣捐赠“随军西行见闻录”凯发k8国际真人娱乐的版权启事》。见闻录很快传到国内，被多家报刊转载，并由多家出版社出版。目前所知较早的国内版本，是1937 年4月由北平东方快报印刷厂秘密印行的《外国记者中国西北印象记》一书，该书是由进步青年王福时等人在美国记者斯诺夫妇和中共北平地下党的帮助下，汇集翻译斯诺等外国记者有关苏区的中英文报道编辑而成。该书共收入 8 篇文章，所述均为有关中国红军和苏区的内容，其中第八篇就是廉臣的《随军西行见闻录》，而只有这一篇文章是专门谈论红军长征的。 如今，中国国家图书馆至少藏有五种《随军西行见闻录》的早期版本。其中民生出版社1937年11月出版《从江西到四川行军记：八路军光荣的过去》，其《刊印前言》有这样的文字——
“中国红军从江西到陕北之二万五千里的行军，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事件，他们历尽危险，尝透了种种困难的滋味，可是结果终于建立了新的根据地。这种艰苦卓绝的行为，实在值得我们全中国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大家去学习。
“如今在市面上已有二三种关于二万五千里行军的记录，可是我们觉得不够逼真，太零碎。本书是巴黎出版的一种比较写实的记载，我们认为在描写的态度与文字的通俗、连贯、有趣味方面，是极适合于大众阅读的，所以决定将它重印了。我们自己很客观的认为这本书是比较好的。”
此外，国图还藏有——明月出版社1938年1月初版《从东南到西北：红军长征时代的真实史料》、广州生活书店1938年5月再版《随军西征记》、大文出版社1939年1月初版《长征两面写》、上海群众图书公司1949年6月《红军长征随军见闻录》等。
当年，见闻录在国统区广为流传，影响深远。1938年与陈云结为夫妇的于若木，晚年曾经告诉朱佳木：“我走上革命道路，就与陈云同志的这部书有关。”当年，于若木还在北平市立第一女子中学就读，可见见闻录影响到了北平的学生。
1985 年，《红旗》杂志再次公开发表该文时，“廉臣”的真实身份得到公开——陈云。
天资聪慧著巧书
“赤军中最高人物如朱、毛、林、彭及共党中央局等赤区要人，亦曾屡为诊病。这些名闻全国的赤色要人，我初以为凶暴异常，岂知一见之后，大出意外。毛泽东似乎一介书生，常衣灰布学生装，暇时手执唐诗，极善词令。我为之诊病时，招待极谦。朱德则一望而知为武人，年将五十，身衣灰布军装，虽患疟疾，但仍力疾办公，状甚忙碌。我入室为之诊病时，仍在执笔批阅军报。见我到，方搁笔。人亦和气，且言谈间毫无傲慢。这两个赤军领袖人物，实与我未见时之想象，完全不同。”这是《随军西行见闻录》中的一段。窥一斑而知全豹，见闻录通篇确实通俗、连贯、有趣味，如小说如演义。而文中内容又确实是陈云亲历。
在朱佳木看来，陈云能写出此书，与陈云早年的经历有关。陈云酷爱听评弹，流行于江南市镇的苏州评弹，采用以苏州话为代表的吴语徒口讲说，或是金戈铁马的历史演义和叱咤风云的侠义豪杰，或是儿女情长的传奇小说和民间故事。
陈云就读的小学，是距离如今陈云故居和纪念馆约500米的颜安小学。1919年12月8日，只有15岁的陈云在颜安小学老师张行恭的带领下，离开家乡练塘，搭乘一叶小舟，经松江到上海，开始在商务印书馆当学徒，由此走上革命道路。
陈云通过商务印书馆中共组织领导的通信图书馆学习，特别是入党后接受培训、读书。长征中，陈云奉命前往莫斯科汇报长征情况，汇报后，陈云又在莫斯科学习一年，这使得陈云的文化水平提升很快。我们今天再回看《随军西行见闻录》，这是1935年8月陈云离开长征队伍，到达上海后等待前往莫斯科期间写成的，文笔十分细腻、凝练，有相当的文字功底。
那么，为何陈云要借被俘的国民党军医廉臣的名义来撰写《随军西行见闻录》呢？在朱佳木看来，这有相当的合理性。首先，国民党军医这一身份，属于红军中比较紧缺的技术人员，在被红军俘虏后，被红军留用，很有可能接触到中共领导人；其次，军医作为知识分子，很有可能有一定的文字功底；再次，军医作为军队中的非作战人员，观点会比较中肯客观……
临危受命离开队伍
在朱佳木看来，陈云虽然不是军事干部，但一直以来对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能、务实精神等敬佩有加。
“陈云同志刚到苏区的时候，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就感觉到毛泽东同志说话与别人不一样。比如演讲结束喊口号，大多数人会喊‘为苏维埃而奋斗’，而毛泽东则更为实际，喊‘多打敌人！多缴枪支！’这就使广大工农群众更容易接受。”“陈云同志晚年曾回忆，对毛泽东同志的指挥艺术，感受最深的就是长征时四渡赤水。当时政治局开会希望红军攻打打鼓新场（今金沙县城），毛泽东同志不同意。晚上，毛泽东同志拎着马灯找到周恩来和陈云说，你们在遵义会议上支持我，在这次军事决策上希望你们听我的。经过毛泽东同志做工作，政治局最终决定红军不打打鼓新场。四渡赤水，后来事实证明毛主席是正确的。”
长征出发前夕，中共中央同中革军委决定，陈云以中共中央常委的身份，任红五军团的中央代表。“虽然中央当时向红五、八、九军团都派了中央代表，但陈云的身份尤为特殊。他是这几位代表中唯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朱佳木在作报告时说道，“当时主要考虑到红五军团任务特殊。”
陈云纪念馆研究人员撰写的一篇文章中，据史料披露了长征开拔前的情况——
“朱德和周恩来在中革军委驻地梅坑村向陈云布置任务，周恩来对陈云说：‘中央的意图是长征由五军团殿后，担负掩护整个部队的任务。殿后有许多预料不到的事情会发生，为了全军的整体利益，甚至要做好部分牺牲的准备。中央决定派你去担任中央代表，负责掌握全军的后卫情况，要机断处理紧急问题。’陈云对于中央的信任和重托毫不犹豫地应承下来。尽管他对部队情况不熟悉，又从未在部队中任过职，更无作战经验。但是，他向朱德、周恩来表示‘一定同军团其他领导人一起，坚决完成中央交给的后卫掩护任务’。”
长征初期，陈云在红五军团工作了两个月。这两个月期间，他大量做江西籍战士的工作，以解他们即将远离故乡的思乡情结，稳定了红军的队伍。后来，陈云在向共产国际汇报长征经过时，曾回忆那段往事，其中有“六天六夜没睡觉”的内容。
湘江战役后，陈云参与整编红八军团和红五军团。1934年12月黎平会议后，陈云、刘伯承分任中央纵队政委、司令员。红军进入遵义后，陈云兼任遵义警备司令部政委。在遵义会议上，陈云坚决支持毛泽东。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中央红军胜利渡过金沙江后，进入四川省。在会理，召开了会理会议，陈云参加了这次会议。之后，中央红军顺利通过彝族聚居区，飞夺泸定桥。1935年5月31日，也就是飞夺泸定桥的当晚，中共中央在泸定县城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主要决定了两件事：一是红军向北走雪山草地一线，避开人烟稠密区；二是派陈云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组织。
会后，陈云准备了几天，从四川省天全县灵官殿镇离开了长征队伍。当时，在席懋昭等人的护送下，陈云绕过敌人的层层关卡，躲开敌人的围追阻截，安全到达重庆朝天门码头，登上了去上海的客轮。
除了恢复白区党组织以外，陈云还肩负着一项重要使命——恢复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联系。朱佳木说：“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而共产国际规定，凡加入者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要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湘江战役极为惨烈。除了人员的大量伤亡以外，中央红军的大功率电台被打坏，由此与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因此恢复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就成为了当务之急。”
陈云抵达上海后，在报纸上看到自首叛变者的名字，其中72人与他认识。可见环境之险恶，根本无法在上海立足。
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要求下，在宋庆龄的帮助下，陈云由上海前往莫斯科。1935年9月，陈云到达莫斯科。10月15日，陈云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详细地汇报了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情况。这就是标题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1935年10月15日)史平同志的报告》，“史平”是当时陈云在莫斯科的化名。这个报告不久被人整理成题为《英雄的西征》的文章，以 “史平”的谐音“施平”署名，于1936年春发表在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杂志(中文版)第一、二期合刊上。它和几乎同时出版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以及他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一起，成为最早介绍中国红军长征和中共领袖毛泽东、朱德等人的重要文献，成为后人研究长征和遵义会议历史最珍贵的资料。
《报告》说明了长征的目的，分析了长征前期失利的原因，指出了“靠铅笔指挥的领导人”的错误。报告特别强调遵义会议纠正了第五次反“围剿”最后阶段与西征第一阶段中军事领导人的错误，推选毛泽东担任领导，建立了坚强的领导班子，使党加强了对军队的领导，使红军从此掌握了进攻的主动权。报告还分析了长征之所以成功的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特别是领导人都成长起来了，培养出了如毛泽东、朱德这样的身经百战、智勇双全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陈云向共产国际准确的客观的汇报，无疑给共产国际留下深刻的印象，为后来共产国际承认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中的领袖地位奠定了初步基础。
当中央特科将新的大功率电台送到中央红军处时，密电码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提供的。但如何证明持有密电码的就是中共中央呢？当时，共产国际有关方面请正在苏联的陈云验证。在首次通讯中问对方：“陈云来我们这里时把信和钱藏到什么地方了？”对方答：“陈云带了一只热水瓶，把大面额钞票放在了热水瓶胆下面。”陈云据此确认对方电台正是中共中央。于是，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恢复了电讯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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