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的红星，中国的希望-凯发k8国际真人娱乐
阅读提示：就革命根据地而言，如毛泽东所说，这里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留下的唯一的一块革命根据地。习仲勋将其概括为“硕果仅存的一块根据地”。当然，“硕果仅存”是相对的。因为在海南岛还有琼崖革命根据地，那也是一面未倒的红旗。
撰稿｜石仲泉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武装斗争为主体的革命运动，大体是肇始于东南，复兴于西北。77年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西北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后，在中国出版《西行漫记》，原书名为《红星照耀中国》。当时，他主要介绍经过长征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后的中共中央和红军领导人对中国革命历史的谈话，而未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地位，以及其以后的历史发展作出记述。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82周年之际，我来谈几点看法。
“硕果仅存”的陕甘革命根据地
中国革命“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1927年大革命运动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先后在全国组织和发动了近百次武装起义，开辟了大小十几个革命根据地。星星之火，燃遍神州。
在广袤的西北地区，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陕甘边区革命斗争的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充分地展现了“后发优势”。他们在1920年代后期发动清涧起义、渭南起义、华县起义、旬邑起义等武装暴动后，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创建了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与陕北革命根据地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这两块根据地在1935年6月后连成一片，形成陕甘革命根据地（又称西北革命根据地）。
此时，由于各路红军纷纷进行战略转移，在整个大陆虽然还有不少地区在坚持游击战争，但就革命根据地而言，如毛泽东所说，这里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留下的唯一的一块革命根据地。习仲勋将其概括为“硕果仅存的一块根据地”。当然，“硕果仅存”是相对的。因为在海南岛还有琼崖革命根据地，那也是一面未倒的红旗。
陕甘革命根据地为什么能“硕果仅存”呢？最重要的原因有三点：首先，有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坚持井冈山道路思想的正确领导，军事运动同农民运动结合，建立革命根据地。其次，有渴望参加革命斗争的贫苦民众，深入的群众工作使根据地获得深厚的群众基础。第三，有利于开展游击战争的自然地理条件，实施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多次粉碎敌人的进攻和“围剿”，使根据地得以巩固和发展。毛泽东深表赞赏地说：刘志丹创建的陕甘边根据地，用“狡兔三窟”的办法，创出局面，这很高明。
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
红军长征到陕甘革命根据地，这不是预先设定的。中央红军是最早进行长征的。1934年10月从瑞金、于都出发战略转移时并没有打算走很远，当初是决定到湘西洪江地区与贺龙的红二、六军团会合，发展复兴后再回来。以后，长征的路线和目的地根据军事形势和作战情况而不断变化。1935年9月下旬，在经过雪山草地、突破天险腊子口到达哈达铺后，毛泽东等领导人从报纸上获得国民党军在“围剿”陕北刘志丹红军的消息。陕北有红军！后来又了解到红二十五军长征已到陕北与刘志丹的红军会合。这两条消息使毛泽东和红军将领们极为兴奋，犹如天上掉馅饼，初步决定以陕甘革命根据地为长征落脚点。
为什么“陕北有红军”，犹如喜从天降呢？这是因为：
第一，中央红军转战南北，东突西奔，一直在苦苦寻找安身立命的“家”。经过惨烈的湘江战役，国民党军在湘西一带构筑工事，集结重兵，堵塞去路，中央红军到湘西与贺龙的红二、六军团会合已不可能。经过通道转兵，到达黔东黎平后决定到黔北的遵义地区建立新根据地。但到遵义后，又决定过长江到川西建立根据地。四渡赤水、奔袭昆明过了金沙江，会理会议改为到川西北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去建立根据地。在小金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再改为去川陕甘一带开辟新的根据地。到过草地前的毛儿盖会议又定为到甘南在洮河流域创建新根据地。此后就是反对张国焘分裂活动的斗争。由于分兵人少，俄界会议决定到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建根据地，将来向东发展。在将近一年时间里，中央红军不断转战、非常疲惫。神州何处为“乡关”？急需找到一个落脚点。
第二，与张国焘的斗争，使党和红军经历了一次严重危机。自1935年6月中央红军过雪山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为加强协同作战，在过草地前，两个方面军混合改编为左右两路军。右路军以中央红军为主，由中共中央毛泽东等以及作为前敌指挥部的陈昌浩和徐向前率领，过草地后向巴西地区开进。左路军以红四方面军为主，由红军总司令朱德和不久前任命的总政委张国焘率领，在过草地后向右路军靠拢，然后两军并进向甘南进军。
是年8月底，右路军十分艰难地通过茫茫草地到达巴西后，中央和陈、徐都多次电催张国焘率左路军速过草地前来会合。但张国焘借故不过草地，并一再电告中央仍要南下。张国焘于9月9日电告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这即是1980年代以来盛传的“密电”。获悉此电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认为，张国焘有分裂和危害中央的企图，决定紧急率中央红军各部连夜赶往甘南俄界，与此前已去那里的中央红军先遣队会合。这样，右路军一分为二。陈昌浩命一队骑兵追赶中央红军遭到毛泽东严厉批评后，率所属四方面军重过草地南下。后来，毛泽东谈到当年的情景说：这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当时党内面临着分裂，甚至有可能发生前途未卜的内战。”
9月12日，中共中央在俄界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决定，揭露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严重错误。由于来此的红军只有7000多人，决定将其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向甘南前进。
9月21日，毛泽东到达哈达铺获悉陕北有红军的消息后，即在次日对团以上干部作了通报。9月26日，陕甘支队到达通渭榜罗镇，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正式决定率陕甘支队到陕北去，保卫和扩大陕甘苏区，以那里为长征落脚点。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吴旗镇后，毛泽东等领导人知悉陕北红军在搞“肃反”、刘志丹和红二十六军的大批干部被关押后，即派人前往关押刘志丹等的瓦窑堡了解情况，指示保卫部门“刀下留人”，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同时急令“肃反”领导机关立即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11月上旬，中共中央进驻瓦窑堡后，立即释放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18人。12月中旬，毛泽东在听取汇报后指出：逮捕刘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疯狂病”。在党中央直接干预下，所有被捕同志全部释放出狱，予以平反，恢复工作。毛泽东同其他领导人接见了刘志丹，委任他为西北军委办事处副主任（周恩来兼主任）和中央所在地瓦窑堡警备司令等职。中央纠正陕北的“肃反”错误，为巩固和扩大陕甘革命根据地奠定了政治和组织基础。
如果说中央红军此前进行的直罗镇战役是军事奠基礼，消除了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外患”，那么中央纠正“肃反”错误则可视为政治“奠基礼”，解决了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内忧”，根据地形势转危为安。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前来会师，这里成为了各路红军的落脚点。长征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点。
中共走向复兴的出发点
在红四和红二两方面军前来会师前，1936年春夏，中央红军经过东征和西征，陕甘革命根据地扩大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到抗日战争爆发前，边区总面积为12万多平方公里，人口150万，管辖范围达23个县。这是中国共产党走向复兴的出发点。
具体来说，首先，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调整政治路线的出发点。
中央红军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的1935年初冬，正值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之时。日本帝国主义胁迫国民党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何梅协定”后并未罢休。他们野心勃勃，发动所谓“华北自治运动”，企图将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五省和北平、天津、青岛三个特别市脱离中国政府管辖，由其直接控制。这就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愤怒，推动抗日救亡运动走向高涨。北平爆发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迅即席卷全国大中城市。
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到来，中国共产党需要调整自己的政治路线和政策。12月中下旬，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瓦窑堡会议，讨论全国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以及巩固和扩大根据地的军事战略。会议在讨论政治形势大变动后民族资产阶级有没有可能抗日时，发生了争论。博古的思想还相当滞后，不赞成联合民族资产阶级抗日，说这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
毛泽东指出：过去对待“福建事变”的错误，就在于套用“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理论；提出联合民族资产阶级抗日，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基本立场来分析中国问题。会议作出决议指出：在目前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形势下，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许多的乡村富农，与小地主，以至一部分军阀，对于目前开始的新的民族运动，是有采取同情、中立以至参加的可能的。民族革命战线扩大了。党的任务，“是在不但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同盟者，是在使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反日的战线上去。这就是党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总路线。”决议还提出将中华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与一切抗日的力量共同组成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把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变成全民族的国家，把红军变成全民族的武装队伍，把党变成伟大的群众党，把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结合起来。”
瓦窑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从第二次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转折时期的一次重要会议。它表明党已经纠正长征前一段时期内“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的指导思想，适时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要到来时掌握了主动权。这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陕甘根据地成为了党调整政治路线的出发点。
第二，在陕甘宁根据地，中国共产党提出促蒋抗日，是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出发点。
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积极开展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1936年４月上旬，周恩来前往延安同张学良举行会谈。张学良完全同意中共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赞成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这次会谈是促成中共中央后来提出“逼蒋抗日”，也可以说是促蒋抗日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此期间，中共中央同杨虎城的渠道也已打通，达成了合作的初步协议。这样，党同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关系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党的统一战线工作进入了新阶段。
在全国抗日救国的要求愈益高涨的形势下，张学良首先在西北地区实行联共抗日，并多次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但蒋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方针，亲赴西安逼令张学良、杨虎城率部“剿共”，否则将调离西北，张、杨认为除发动“兵谏”外别无选择。于是，发生了“捉蒋”的西安事变。
中共中央事先虽不知情，但接到张电后即表示愿促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周恩来等赴西安代表中共中央，与张、杨共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具体事宜。周恩来与张、杨在同前来西安的宋子文、宋美龄会谈达成和平解决的六项条件后会见蒋介石本人，当面说明了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政策，蒋介石表示同意六项条件，停止“剿共”，联合抗日。这样，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共同抗日目标初步实现。陕甘宁根据地成为了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出发点。
第三，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抗战前线的出发点。
西安事变后，为促进国民党实现联合抗日主张，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等同国民党代表直至蒋介石本人，从1937年2月始，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南京等地进行了长达7个月的谈判。由于政府当局仍坚持限制、削弱共产党和红军力量，两党谈判没有达成实质性协议。
尽管如此，中国共产党仍着手进行抗战的准备。1937年1月中旬，中共中央机关由保安迁到延安后，大力加强人民军队和根据地建设。至全国抗战爆发前，正规红军、地方红军、游击队和东北抗日联军发展到10万人左右。陕甘宁边区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人民生活等方面都有许多发展和进步。一旦抗战爆发，这里能成为巩固的后方。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8月上旬，上海抗战形势紧张，华北抗战频频告急。政府当局急于调红军开赴抗日前线，8月的南京谈判终于就改善两党关系，实行团结抗战的具体问题达成协议。国民党同意发表中共中央的“国共合作宣言”，并由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
根据两党协议，在陕甘宁边区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下辖三个师，全军为4.6万人。散布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下辖四个支队，共计1万余人。随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召开会议，制定党的实行全民族抗战与争取人民民主、改善人民生活相结合的全面抗战路线和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
8月下旬至9月初，八路军三个师陆续渡过黄河，挺进山西抗日前线。国共两党团结抗战的形势初步形成，陕甘宁边区成为八路军开赴抗战前线的出发点。中国共产党的鲜明抗战立场和主张全民族抗战的路线，越来越得到爱国的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人民、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热烈拥护。
中共中央经过长征来到陕北，从陕甘革命根据地形成，一直到1948年3月，中共中央告别陕甘，东渡黄河，奔赴西柏坡，去指挥夺取全国胜利的战略决战，经历了13年，是西北红星照耀着中国的13年。新中国从上海走来、从井冈山走来，从中央苏区走来、也从陕甘革命根据地和陕甘宁边区走来。（作者系中共党史专家、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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