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校长”成长记：行走戈壁荒原-凯发k8国际真人娱乐

每年8月，总有一群来自全国各地的乡村校长，来到莫贺延碛戈壁荒野，完成四天三夜、112公里的行走。
　　把他们聚到这里的是一个叫做“好校长成长计划”的公益项目，由北京市戈友公益援助基金会、脚里学院举办。从2011年起，八届成长计划已有超过600位校长参与。
　　“2018年好校长成长计划”的主题是“教育中的‘人 ’”， “好校长成长计划”希望每一位校长看见自己，看见老师，看见学生。
　　1400年前，玄奘法师辞别烽火台的守将，一个人走向长约八百多里的莫贺延碛。古时，这里也被叫做沙河，上无飞鸟，下无走兽，更看不见一点水草。玄奘孤身一人走在这无垠的沙漠，四周所见，除了黄沙，还是黄沙，从白天到晚上，从黑夜到黎明，一路上，他一直默念着观世音菩萨圣号及《般若心经》。

　　同一条路上，乡村学校校长们思考和讨论着人生、事业：如何改变教师的职业倦怠、改变乡村学校的现实困境、改变农村学校的办学理念，如何改变中国的乡村教育……

行走中的收获

　　“没想到，最后却输在了走路上。”42岁的张瑾坐在帐篷内，仔细观察着自己脚上的水泡，嘴角不经意地抽了一下。“平时开展扶贫工作的时候，每天走访七八十户人家，也要超过10公里了。但今天刚走完5公里，感觉脚已经不行了。”
　　这一天，戈壁徒步进入第三天竞赛日，经过前两天近60公里的行走，张瑾的脚上已经磨出近10个水泡，膝关节也出现了一些小问题，踩在40摄氏度高温炙烤的硬砂石上，每走一步，钻心的疼痛让他根本无暇欣赏戈壁上红柳林、绿湿地、黑峡谷等奇景。
　　一群人被“放逐”到连鸟兽也罕至戈壁，顶着烈日狂沙，忍受着长时间行走的痛苦，每天二三十公里、六七个小时的徒步，连续四天，不断逼近体能和意志力的极限。这个时候，他们能感知的是人性的真实和内心的澎湃。

　　张瑾最终在下午两点左右抵达营地，取得了第63名的成绩。“再苦再累，决不能掉队。”张瑾说，是责任与荣誉感让他坚持走完全程。当这一组最后一名校长在17时07分抵达终点时，其他人迎上去相拥而泣，“不管名次，最重要的是坚持到最后。”

　　在“好校长成长计划”的不少项目县，已经有很多批校长参加过这个活动，他们将戈壁的经历见闻，讲给其他校长们听，又吸引着其他校长们前来。张瑾是贵州省黔西四中的副校长，学校校长雷飞颖就曾经来过戈壁两次，一次是2015年，当时的他是个170斤的大胖子，缺乏锻炼、体虚气弱，常常是最后一个到达营地。可他偏偏不服输，回到贵州以后加强锻炼，2016年作为志愿者参加。
　　张瑾告诉《新民周刊》记者，第一次从戈壁回到贵州，雷飞颖就组织了一次教师徒步活动，把戈壁的做法和精神融入教师培训工作当中，“现在自己走过戈壁之后，才体验到何谓坚持，以及如何克服困难。”
　　过去，黔西四中的教师年龄结构老化，教师职业倦怠较为严重，近几年来，老师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工作积极性、主动性都非常高。“这几年，我们的老师参加教育扶贫工作，需要走村串户家访、精准帮扶，不少学校的老师都不愿意去，觉得与本职工作无关，但是黔西四中老师本着师者情怀，以及志愿者精神，放学之后主动担当。”张瑾说，这些改变都源自于雷校长从戈壁回来后对老师提出的新要求，“作为教师，首先做人要有底线，要有良心与温度，还要对教育事业有所憧憬。”
　　人们常说“一名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但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这种认知被颠覆，学校逐渐呈现出“多轮驱动，系统整合，人人都是领导者，人人需要领导力”的状态。一所好学校不再是校长一个人的事。
　　黔西四中今年有2人参加“好校长成长计划”，一所学校两人参加的情况其实并不多见。“好校长成长计划”在当地受到了教育部门的高度重视，8年来，已有超过100位校长参与到其中。可以说，在威宁，这个活动已经成为校长们的共同精神家园，不少校长成为当地劲头更足、工作更优秀的学校管理者，教育局也将是否参加过戈壁徒步，当作考察校长的一份重要依据。
　　据了解，威宁县教育局还把教师发展中心放到了黔西四中。至今，黔西四中已经培训了5期200多名教师。
　　张瑾说，这次回去之后，他还想要追加一条对老师的要求，“那就是做教师必须勇于承担自己肩上的责任。至于学生，徒步活动已经成为我们学校9年级学生每年的固定活动。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人放弃。”
　　从戈壁行走中汲取到巨大的养分，让黔西四中找到了一条符合自己实际情况、教科研兴校的办学之路。“短短三年时间，我们学校已经从一所名不见经传的薄弱校，成为全县数一数二的优质校。”张瑾对此颇为自豪。

与自己的对话

　　赴戈壁前，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副教授焦叔斌给校长作了《一群人走得更远》的演讲，他建议校长们带着“我是谁”“我秉承什么样的原则”“我要去哪里”“我要如何去”等四个终极思考走上戈壁。

　　威宁县特殊教育学校副校长李育学带着这四个问题，走上了戈壁。他坦言，这些天的行走，给了他更多时间去重新认识自己和自己的团队，尤其是一段独自行走的路程，让他完成了与自己内心的对话。

　　“作为一所特殊教育学校，学校三百多名学生大多都是患有多种残障的孩子。从我自身而言，要提高自己的手语能力，更好地跟他们进行沟通。对于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启蒙教育很重要，回去后还要对他们加强‘孝’的教育，有了对父母的孝心之后，才能慢慢理解大爱。最终，我希望这些孩子毕业后可以有一定的自理能力，不会成为家庭的负担。”
　　至于教师，李育学已经想好，回去后就要给他们做一次培训，让他们重新认识自己，并将自己的“欲望”与工作结合起来，以此调动教师工作的积极性。
　　“老实说，面对这群特殊的孩子，老师的心理压力非常大。按照编制我们可以有一百多个名额，但现在我们只有55个老师，有一半还是刚刚参加工作的年轻教师。很多时候，他们习惯随遇而安，认为在这里没有出路，遇到困难时，就会放弃或者敷衍了事。但在戈壁上，你这样做绝对不行，必须走到终点。”李育学相信通过每个人切切实实的改变，学校也会有所改变。
　　四川都江堰沿江小学的校长文洪，则将这次戈壁徒步比作是一次“从肉体到灵魂的穿越”。他说：“作为校长，一定要为你的团队塑‘形’，为团队成员搭建展示自我的平台，乘势利导，因时制宜，让每个成员‘找到感觉’‘有存在感’，才可能为职业幸福感的形成奠定基础。”
　　在威宁县羊街镇第二小学杨洲校长看来，作为教育工作者，首要必须让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这里的健康包含着生理、心理、人格、道德、知识与技能等全方面的健康，同时要长期坚持这份责任感，让教育的重心——‘育’凸显出来，让教育真正成为惠及所有人民的伟大工程。”同时，他还认为，传扬戈壁那种敬畏自然、守护自然的精神和志愿者们那种对社会满满的责任感，也是校长们应有的责任。“让这份正能量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也是我们作为校长的使命。”

　　戈壁徒步就是这么神奇，它让校长们独处、自己与自己对话，反思办学之路和教育理想。每个校长，都从戈壁徒步中收获了自己的成长。

学习管理的校长们

　　2011年，第一期“好校长成长计划”便是在戈壁上酝酿成立的。当年，“玄奘之路戈壁挑战赛”部分戈友组成的支教队，在基层支教时发现，乡村校长50%以上的时间花在准备材料应付各种繁琐的日常工作上，乡村校长们普遍存在职业倦怠，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很多人没有任何改变和突破的意愿。
　　由于周围缺乏标杆，乡村学生的求学成才之路并不乐观。但是，真正能促进当地孩子身心发展的，恰恰是本地校长和教师的教育观念和工作状态。
　　乡村基层教育的现状和困境令这群戈友有了新的想法。能做些什么改变乡村基层教育工作者的心态？戈友们想起了戈壁。戈壁徒步对他们产生过积极影响，他们希望戈壁徒步的经历也能为校长们留下深刻的印记。就这样，支教队发起了“好校长成长计划”，戈壁徒步作为项目的第一个环节被确定下来。2015年，支教队升级为脚里学院，此后一直是成长计划的联合主办方。
　　每一期“好校长成长计划”后校长们的反馈，不断激励着项目主办将活动办下去。“我们发现这个安排是对的。戈壁徒步成了校长们引以为豪的经历，他们在个人生活和学校活动中，融入了很多戈壁精神的元素，他们说这是他们参加过的所有培训中，最感动、最触及内心的一次，他们惊讶于自己内在的能量。”活动主办方负责人说。
　　一位乡村校长走上戈壁之前，曾对自己的职业非常失望，辞职的想法一直萦绕心间。戈壁徒步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后，他认定自己要在教育之路上继续走下去。这正是好校长成长计划渴望带给校长们的理念——理想、行动、坚持、超越。
　　当然，“好校长成长计划”不止于戈壁徒步，好校长课堂才是其核心阶段。组委会邀请管理专家、人文学者为校长们讲解管理理念和工具、教育的人文精神等，试图将校长们行走戈壁的收获，与管理智慧、人文精神勾连起来，真正地推动校长们的改变。
　　在课堂培训阶段的《人需要灵魂，学校也一样》工作坊上，焦叔斌与校长们共同探讨一个好校长应该做的最重要的事是什么、学校校长和老师应该围绕什么样的使命展开工作、如何达成有价值的使命。他以管理学的视角解析好校长如何打造一所好学校。
　　“走戈壁，只是形式，只是表象，真正的目的是让大家精神有所升华，思考如何将修身与学校管理结合起来。”焦叔斌说，校长于学校而言，是教育者，更是管理者，“但中国大多数校长缺乏管理知识，我们会借鉴商学院的培训模式，通过参与式、体验式、实践式的培训，让校长学会学习、学会管理，回归真正的教育理想。”
　　“每年都会有10—20位企业家参加到好校长成长计划之中，他们既是志愿者，同时也能起到很好的表率作用。我们希望，他们的创业精神、管理本领，能够为校长们更好地办学提供启发和借鉴。”北京市戈友公益援助基金会理事长程雯说，这也是好校长成长计划独具特色的地方。
从投身教育事业算起，一位好校长的事业之路，可能要延续40年。这条路肯定要比戈壁上几天的磨砺更加艰辛，也更需要坚持。戈壁徒步以及校长课堂，只是给教育工作者打开了一扇重新认识自己的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