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我相信文化对人的影响力-凯发k8国际真人娱乐
阅读提示：我们那个年代，总会有几本书从这里带到那里，家里没有地方摆书架，也要用两块砖，把砖洗干净，放上保存的书——那些书现在都已经老旧了，我还舍不得卖。
记者｜何映宇
拖着病体，和共和国同龄的梁晓声来到北京图书订货会。
“我的胃的情况非常不好，医生要求我每两三个月做一次胃镜，随时接受胃全切除的手术。”梁晓声这样说着，让读者都为他的健康捏了一把汗。
即使这样，他也没有缺席这场发布会，为了他的新书《中国的人性与人生》。
从扛木头到当编辑
梁晓声是知名的知青作家，他早年的作品多描写北大荒的知青生活，《那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雪城》《师恩难忘》《年轮》等作品脍炙人口，特别是《雪城》等小说，经过影视剧改编的推波助澜而家喻户晓。
知青生活，是他人生中不可磨灭的印迹。梁晓声的家在北京市海淀区的一栋老房子里，上世纪90年代的装修风格，朴素而寂静，玄关处的一幅“松林”，描绘的是静静的松柏，月光与雪光交织，这是黑龙江常见的景致。
很多知青都是懵懵懂懂就去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的，而梁晓声不同，他去北大荒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家里生活困难，而建设兵团是发工资的，所以‘青春无悔’这句话，别人说，我也说，但我说和别人说的含义不尽相同。”
1968年，未满19岁的他，背着母亲赶制的被褥，乘坐火车来到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县，成为当年哈尔滨市二十九中仅有的两名知青之一。在建设兵团，这个个子不高的年轻人被大家推选为班长，后来又当了排长，在知青中威望较高，因为他下乡前读过一些书，也因为他人缘不错，为人处世比较容易得到老战士们的认可。
人缘好，不等于就没有原则，在一个极左的年代，难得像梁晓声这样还能对极左保持足够的警觉。然而团里终于容不下这样理性的人，他又被派到一个木材加工厂去干活。8个人抬轻则五六百斤、重则一千斤的木头，“完全支持不住，甚至想回山东老家插队”。
就是在这时候，他养成了吸烟的习惯，只是想解解乏。万般无奈之下，梁晓声给亦师亦友的兵团崔干事写了一封信，两个月之后，崔干事出现在政治部的办公室里，让梁晓声惊喜不已。要知道，那个年代，从佳木斯过哈尔滨、嫩江，经黑河再来到团里，要走整整5天。在崔干事的帮助下，梁晓声前往哈尔滨的黑龙江出版社实习，有半年时间可以逃离高强度的体力劳动。
那时候，梁晓声已经在兵团的《战士报》上发表作品，很偶然的机会，复旦大学负责招生的陈老师读到了他的作品，颇为激赏，竟然千里迢迢找到他。而此时，梁晓声正扛着大木头，还患着肝炎，对未来充满迷惘。突然有人来和他谈文学了，他感到异常的温暖，并多少有些诧异，好像对方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似的。上海，又似乎非常遥远，那时候，他连上海到底离他所在的兵团到底有多少距离都不清楚。
1974年，梁晓声终于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就读，1977年毕业，被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当编辑。这段经历，成为他第一部作品《从复旦到北影》的内容。
随后，他开始回眸自己的知青岁月，《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和《雪城》接连出炉，那火热的岁月，带着他的青春、眼泪和热血，喷涌而出，那理想主义的激情，在插队落户的农村里摸爬滚打，让同龄人为之共鸣和感动。
三部小说陆续被拍成电影和电视剧，引起极大轰动。刘欢为《雪城》演唱的主题曲《心中的太阳》风靡一时传唱至今。可是梁晓声本人却并没有从影视作品中得到太多经济收益。《今夜有暴风雪》改编成电视剧前，导演给梁晓声打了一个电话，问他是不是可以改编成电视剧？他说可以，事情就这样定了。而这个导演，他们连面都没见过。《雪城》拍成电视剧后，剧组给梁晓声送来一台18英寸的彩电，已经让梁晓声受宠若惊。直到1992年的《年轮》，他才拿到了剧本改编的费用：每集剧本酬劳是2500元。
尽管这些作品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刻下了深刻的痕迹，但实际上，知青文学在梁晓声的全部创作中，只占约五分之一。
近年来，梁晓声的一系列作品，比如《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中国生存启示录》以及这本新书《中国的人性与人生》，关注的都是当下社会底层百姓的喜怒哀乐，文学界评价他：“逐渐完成了由强烈的理想主义者向现实批判者的角色转变”。
功成名就之后，梁晓声并没有躺在自己的功劳簿上吃老本。这是一个具有正义感的作家。这部最新的作品《中国的人性与人生》也是又一部全面解剖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与国民性的心理的著作。就像之前《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一样，犀利点评，激扬文字，不改知识分子本色。
想着14万分之一的读者
从小，梁晓声的家境就比较困难，初中毕业后就到北大荒插队落户，读书的机会并不是很多。在那个书籍匮乏的年代，这反而让他更加如饥似渴地去寻找书，去阅读文学作品，从而走上文学写作道路。
“在当时那个年代，读书是件非常奢侈的事，但是我比较幸运一些。我从小喜欢读书，只是家里的生活条件比较困难。从小学四年级到六年级，我都是免费生——享受助学金。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学校开体育会、或者春游的时候，别的同学可以买一支冰棍，享受助学金的同学就不可以。那时候一支冰棍是3分钱，家境贫困的家庭就吃不起，我兜里确实没有那3分钱。”梁晓声说，“有一次开体育会的时候，我兜里有2分钱买了一小碗山钉子果汁，这是山上一种很小的野果榨的汁，我自己买来也分给同学吃，还会有同学汇报给老师，还要受到老师的批评。因为你享受助学金，每个学期由政府给予你3元钱，而且你是免费读书的。”
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是喜欢读书，“书里的世界太丰富了，可以全方位满足一个孩子对外部世界的想象。我家里也没有收音机，我有时候就坐在邻居家的窗下，听他们家的收音机，听到小说连播，那真是入迷。我家里穷，靠捡碎玻璃、牙膏片、橡胶鞋胶鞋垫来卖钱买书。到中学以后，我差不多把国内能找到的优秀长篇小说都读遍了。”
梁晓声特别看重书对人的影响力，在他看来，他青少年时读的那些书都是经典，对自己影响非常大，尤其是西方的一些优秀文学名著，不论是文学性还是价值观都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创作和人生。“到‘文革’的时候，我的语文老师受到批判，我的教导主任也受到了批评，而恰恰在那个时候，我对他们表现出格外的敬意。那一年，我从北京回到我的中学母校，在走廊里见到我的语文老师，他从厕所出来，给剃了头发，我见到他，给他鞠躬，向他问好，我们教导主任也在扫雪，我也坚持一定要到他跟前给他鞠躬。我觉得这是书籍给我最好的教诲，我还是相信书籍、文化对人的影响力。”
所以，在他的书里，梁晓声也刻意强调传播这一点，要用文化的力量，让大家都变得善良起来。
如今，许多年轻人都开始用电脑、手机、ipad来阅读了。梁晓声对此略感遗憾。“年轻的一代80、90后，其实90后最大年龄都已经27岁了，也到了结婚的年龄，结婚早的都已经做爸爸妈妈了吧。这两代人和以前的几代人确实是不一样的，以前的几代人他们成长的背景，主要是和书籍阅读相关。因此，我记得在80年代，也就是80后刚出生不久的年代，当年有一幅非常美的宣传画，印在《中国青年》的封底——北京的早晨阳光明媚，在书亭的旁边有一个美丽的少女，穿着白裙，捧着书阅读。”梁晓声说，“那时候到处有适合青年人阅读的书籍，而凡是这样的青年，后来大体都出息了，尤其在文化方面真的是有所作为。我们那个年代，总会有几本书从这里带到那里，家里没有地方摆书架，也要用两块砖，把砖洗干净，放上保存的书——那些书现在都已经老旧了，我还舍不得卖。书一定是一对年轻夫妻家中的一景，但是现在有多少家庭还有书架，还有书？因为大家只剩下了电脑和手机。”
如今，梁晓声的书依然畅销，1万册起印。但是在14亿人口的中国，他粗略计算了一下，大约是14万人中将有一个人会买到这本书。假如一个城市有140万人口，实际上一本出版1万册的书，也不过会有10本在城市中流传。
“我写作的时候，心里面就是想着14万分之一的读者，我知道他们是一直存在着。我也觉得在这样一个大时代，写书的人心中要经常想着14万分之一，他们在渴求读新书，想到他们渴望的时候，我就应该贡献出新的想法来，不管他们在哪一个省哪一个城市，只要他们读了我的书，就有一种隔时空交流的感觉。”
除娱乐能不能有点别的？
除了大家熟知的作家身份，梁晓声还有另一个身份并不是很多人都熟悉，那就是曾经长期担任儿童电影制片厂的副厂长。他在新书里专门写了“中国影视那些事”，对于如今这么火热的中国电影市场，梁晓声也有自己的看法。
“我们读书的时候，看电影是一件大事，全校组织学生看电影，一个月以前就开始兴奋了，现在看电影非常方便，不仅影院很多，而且手机上都可以看，网络上有那么多片源可供选择。”
正巧，今年元旦有三天假期，梁晓声因为想了解一下贺岁片的情况，就去外地某一个城市四个影院都跑了一圈，一口气看了《血战钢锯岭》《长城》《摆渡人》《罗曼蒂克消亡史》《铁道飞虎》等好几部电影，最后他得出结论，这些电影绝大多数是以娱乐为前提的，只有《血战钢锯岭》，是他那几天看的唯一一部觉得不耽误时间的电影。
“昨天晚上我吃完饭以后又看了一部片子，就是那么安安静静的表演，我看了半天，国外的文艺片，节奏很慢。名字叫《寻找梦幻岛》，我喜欢那些孩子的想象力。特别是最后一个画面，看了让我很感动——在公园里，有一个40岁左右的中年男子，是一个写作者，旁边坐了一个孩子，孩子问：我们还能去梦幻岛吗？梦幻岛是不存在的，是孩子和写作者想象的地方，但是写作者说：你去就去，它就在这里。孩子又问：我还能见到死去的他吗？写作者说：你要相信他的存在。孩子问写作者，我们为什么要让他死？大人无言可答，就说他在另一个世界。我就这样看着画面静静的呈现，直到字幕出来，影片结束。我在想，这部电影的创作者，他们在制作电影的时候，有想到过票房吗？一部不是为了影片大卖所拍摄的电影，投资商为什么还投资？他们一定相信它还有票房利润之外的意义。那是文艺作品的意义和价值，那种真情的表演，那么精致地去制造，让人的内心非常感动。”
只是，在这样一个泛娱乐化的时代，这样的电影往往非常小众。
梁晓声说，他也找过一些有经济实力的朋友，谈过中国电影的问题，在这样一个泛娱乐化的年代，有没有可能有一些人协助我们制作出像《寻找梦幻岛》这样的作品？这是不是太理想化了？“我说我哪怕作为一个编剧，不要编剧费，我的好多小说也有这样的品质，我贡献出来，把成本降低，我都愿意。但我朋友对我说：‘哥，咱上哪儿找这样的导演、演员，你确实很理想化了，这个想法等到未来吧。’”
但是梁晓声坚信，会有那么一天，中国电影会更多元化，中国电影观众有一天也会看到那样安静的电影。“我相信我们中国的年轻人和我们的下一代，在我们所说的人文精神境界方面，会和现在不同一些。”
在新书中，梁晓声还谈到了电视收视率造假的问题，题为“实难为续的收视率”。在他看来，电视台买收视率这种现象，如果在西方一些国家出现的话，“以后就别做了”。“但是在我们这里的情况，却经常是：出现了又怎么样？因为这是一个商业的链条。而当我们在为古装宫斗剧着迷的时候，西方人却在看《战马》这样的影片，从一匹一战中的战马来表现人性。而我们呢？为皇帝更宠爱我还是更宠爱你而疯狂。这种历史，欧洲宫廷里没有吗？英国宫廷、法国宫廷里很多啊，可是他们的电视剧是不是追着这样的题材拍呢？为什么我们除了娱乐还是娱乐？偶尔电视中出现从容、真诚、静静地叙述一个关于人性美好方面故事的时候，我真会感觉恍如隔世。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这方面可以做的工作还有很多。所以我们的文化工作者，要担负起责任来，要多提供娱乐之外的文化产品。”
回想1992年，梁晓声的《年轮》拍成电视剧时，主要演员们的酬金是200元一集，其他的演员是100多元。现在呢？动不动一集500万上千万，三十几集的电视剧要几个亿，演员的片酬也是水涨船高，可是拍出来的作品思想性、艺术性有没有提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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