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引路人：吴贻弓-凯发k8国际真人娱乐
去年9月14日，吴贻弓导演去世，享年80岁。作为第一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创办者，他为中国电影事业建下了丰功伟业。“当官”的业绩太突出，以至于我们有时会忽略了：吴贻弓“当导演”也同样成绩显赫。
作为第四代导演中的佼佼者，他一生曾执导过《巴山夜雨》《城南旧事》《姐姐》《流亡大学》《少爷的磨难》《月随人归》《阙里人家》等多部经典作品。其中《城南旧事》更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部获得国际电影节大奖的国产片——1983年荣获第二届菲律宾马尼拉国际电影节最佳故事片金鹰奖。
今年，第二十三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在“向大师致敬”单元特别展映吴贻弓的两部经典名作：《城南旧事》（1983）、《阙里人家》(1992)——两部影片放映的版本均为上海电影技术厂的2k数字修复拷贝。
月随人归，吴导去后，上海电影博物馆曾举行追思放映会，亲朋好友聚首，以点滴轶事缅怀吴贻弓导演的好人品与真性情。赶来送别的观众，将影厅的过道和楼梯都全部坐满。谨以此文记录之，纪念吴贻弓导演，致敬一代电影人的赤子之心。
唯一一次生气，是为了电影
和吴贻弓合作多次的演员向梅说，吴导“说戏”的方式，她从来没有在其他导演身上见过——“他说戏会说得唱出来——讲到哪里该插什么配乐，自己就先哼唱起来；讲到哪里该怎么演，自己也开始手舞足蹈。看他说戏，就像他把整个电影先演了一遍给你看一样。”
真到了拍戏的时候，进深山，一拍就是几个月，天天不是喝地瓜汤就是啃地瓜干，但是全剧组没有一个人叫苦，因为导演自己就扛着重重的镜头板在爬山，全剧组也没有人吵架，因为太清楚跟着这个导演是“出活”的，大家都想做到最好，就很少会去计较。
吴贻弓导演喜欢吃猪爪，艰苦的外景拍摄，偶尔煮一次猪爪黄豆汤，吴导看到了，眼睛透过厚厚的镜片在那里闪光。其他人嫌油腻不要吃，吴导就说：“拿格种人，噶好物事伐吃！”（你们这种人，这么好吃的东西不吃！）然后一个人开始吃。因为只有他一个人吃，吃到第四天还没吃完，再看到那一锅猪爪汤，眼神就黯淡了：还没吃光啊……
学生江海洋当过吴贻弓多部影片的副导演。在他的印象里，吴导在片场从来就不发脾气，也不骂人。那会儿，刚刚进上海电影制片厂的江海洋还没有威望，叫不动摄影师道具师。有一次要拍一场开船的戏，必须赶在太阳下山的一刻拍。他提前去找道具师，道具师只叫他“覅急”，动却不动。眼看太阳就要落山，船还没就位。吴贻弓急了，顺着台阶就往水里走，站在水里面指挥拍戏。
上岸以后，江海洋以为要吃批评，结果吴贻弓只是说一句：你做副导演不是站在边上看，要把场景都弄好了等着拍。说完又怕话说重了，还补上一句：你要是一个优秀副导演的话，将来倒不一定是个好导演。这件事改变了江海洋，他说：我在片场从来不发脾气，不骂人，是跟我老师学的。
但吴贻弓导演也发过一次脾气，那是江海洋印象中，老师唯一一次大发脾气——拍摄《城南旧事》的时候，有一场戏要拍英子和宋妈坐着马车远去，也是电影里的最后一幕重头戏。戏是在圆明园拍的，吴贻弓突然就拿起一个玻璃杯狠狠砸到地上，玻璃碎片溅起来，把他的眼镜都打歪了。发完脾气，吴导对江海洋说：我刚才失态了吧？
“他为什么破天荒地失态呢？因为已经跟道具讲过好几次，大户人家的马车，缰绳必须得‘考究’，不能是麻绳，得是皮绳。可是实拍的时候一看，还是一根麻绳。他就生气了。我听他在那儿自言自语：你们怠慢我没关系，不能怠慢电影。”江海洋说，“我做他的副导演那么多年，做不到位的事很多了，但他连重话都没有说过一次，唯一一次生气，是为了电影。”
侬已经答应人家了呀，哪能好反悔啦
《城南旧事》里小英子的戏，令人至今印象深刻。当年，为了让孩子能入戏，吴贻弓导演让演英子的沈洁先住在演宋妈的郑振瑶老师家里，共同生活一段时间培养感情。郑老师就让她叫自己“宋妈”。
很多人觉得郑振瑶那么知识分子气质，怎么能演老妈子？吴贻弓选角却有自己的秘诀：看演员的知识链——郑振瑶的知识链超过了老妈子，所以她就能演好老妈子。
还有人问沈洁，你那么小是怎么演哭戏的，是不是导演骂你了？回答当然是没有。导演不但不骂人，还会在拍戏的间隙问她：功课做好了吗？有空多看看书啊。
小英子、妞、宋妈、疯女人、小偷，几个简单的角色串起了一个孩子眼睛里的世界。《城南旧事》至今仍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电影。戏里温柔敦厚的人情味，戏外也有——一个演员生了重病，精神苦闷很想演戏排解，吴贻弓就给他安排了一个角色，但是对方已经病到需要随时躺下休息，吴贻弓就给他在摄影棚里放了一张床，戏一停就能躺下。
饰演“疯女人”的张闽，演完《城南旧事》有了一些名气，很多片子来找她，她先接了一部，又发现有更好的、自己很想演的角色找上门来，于是去找吴贻弓说情，想推了一部接另一部。但吴贻弓听明她的来意，眉间皱起一团：“侬已经答应人家了呀，哪能好反悔啦……戏以后总归有得侬演的……”
见过写信求官的，没见过写信辞官的
1984年，吴贻弓在筹拍以浙大前校长竺可桢生平为蓝本的电影《流亡大学》，因要搜集竺可桢资料，正在浙大访问。
那是一个下着大雪的冬季，有一天下午，他忽然脸色阴沉地对江海洋说：“阿拉要回去了，上海来电话了，要我明朝早上九点钟务必去电影局，”说完这句话，他再不吭声。两个人买了站票连夜从杭州赶回上海，一路上吴贻弓也是一声不响，脸色阴沉。江海洋以为是电影项目出了问题，忍不住问：“啥事体？侬好讲给我听伐？”吴贻弓却连连叹息：“来了呀，总归来了呀。”
原来是上头要他去当上海电影制片厂厂长。但是吴贻弓喜欢拍戏，当了领导势必就没空拍戏了，江海洋说，“从来没见过他这么忧郁”。当时的吴贻弓，连上影厂创作室的小组长都没当过，突然被委以重任，上头最看重的就是他第一为人正直，第二懂电影。当电影和其他事发生矛盾冲突的时候，他能替电影说话。也是因此，吴贻弓答应履职，开的条件是：再给他一年时间，让他拍完《流亡大学》。
“后来他跟我说过一句话，这句话跟‘你们怠慢我没关系，不能怠慢电影’一起，扎根在我心里，他说：‘海洋，我当领导别的本事没有，但我当一天就不允许整人的人存在。’”江海洋说，“前一句是他的‘为影之道’，将电影奉若神明；后一句是他的‘为官之道’，风清气正。所以他当厂长的那些年，厂里也是人人畅所欲言，一心投入创作，充满了艺术探讨的空气。”
升任上海电影局局长后，吴贻弓成功创办了第一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电影节成了全世界第九个国际a类，“糟糕”的事情也来了——上头要请吴贻弓去当国家广电部副部长。这回，吴贻弓急得给邓小平都写了信，托朋友的朋友去递信。朋友的朋友也很谨慎：你的朋友要递什么信？“他不想当官。”朋友听了大笑：只见过写信求当官的，没见过写信辞官的，这个信我帮你送去。
吴贻弓终于如愿以偿，留在了上海。当领导之后，他依然坚持拍摄自己的作品，其中之一就是今年电影节上修复展映的《阙里人家》。
最听得进别人叫他“导演”
《阙里人家》拍的是山东曲阜阙里一个五代同堂的家庭，在90年代初经济体制转变下的价值观冲击。时隔20多年再看，你会发现原来电影里的价值观矛盾根本和时代无关——任何一个时代，人都可以面临屋内家庭与屋外世界的选择。
《阙里人家》巡回展映时，吴贻弓找来江平为他担任活动策划和司仪。“这部吴贻弓导演晚期作品中备受忽略的杰作，灵感缘于他一次参观曲阜孔林的经历。吴贻弓在片中将古今历史、东西文化进行巧妙对撞，把中国人大家庭观念下的趋同感无情拆解，其意识超前的深刻思考，至今看来仍未过时。”
巡展十多天，吴贻弓与江平朝夕相处，知道他厚道也有能力，活动结束后，就请了他来做自己的助手。“我当了吴贻弓30年的学生，是他一手培养起来的后生，从导演助理到一级导演。”
在江平印象中，吴贻弓对部属、对朋友都很宽厚慷慨，但对自己却很吝啬。“且不说他没有两件像样的衣服和皮鞋，也不说他的公文包和眼镜一用就是好多年，就说单位用车吧，将近十年里，上海电影局的几位领导是合用一辆普通的桑塔纳。他的司机‘阿三’从来不叫他局长，一直都喊他‘导演’，他也最听得进这个称谓。吴贻弓也不叫司机的大名，永远喊他‘阿三’。后来阿三生肝癌，年轻轻的就走了，当时阿三已经换岗不给吴贻弓开车3年了，追悼会上阿三的母亲、姐妹悲恸欲绝时，从外地出差而归的吴贻弓匆匆赶来，满含热泪地在他昔日司机的遗体前深深三鞠躬，在场的无不动容。阿三白发苍苍的老娘拉着吴贻弓的手只说了一句话：‘谢谢吴导啊……’”
每年春节，吴贻弓都要去看望曾经辅导过他的前辈和老师；每年中秋联谊，他也会跟在夫人张文蓉后面，和上影剧团的兄弟姐妹团聚，“总是把老同志当祖宗供着，从不摆局长的派头”。如今学生随老师，江平也对老电影人关爱有加，时常前往探望。
去年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江平还曾专程到上海看望吴贻弓：“他还好好的。当然他已经是肺癌病人多年了，可他依然乐观开朗，跟孙辈的年轻演员和导演们在一起有说有笑，还点着要吃红烧狮子头、大包子，还跟我们作怪装鬼脸，说：他们不让我吃甜的，我就偷着吃，哈哈……我立刻就回老家南通，为他做了包子和狮子头，给他送到病房，他吃得开心极了，像个孩子似的。我说这些年太忙，我回上海也不能保证每次都来看您。他笑了：不用看我，心里惦记着就行了，你把那些个爷爷奶奶老艺术家照顾好了，比看我十遍都好。八月十五的时候，寄一盒月饼，足够了，也就是意思意思，我不敢多吃甜的，可又爱吃，人老了，馋……有人说，吴贻弓是个艺术家、书生、学者、教授，做官是因为他的艺术造诣高，使他成了一个界别的代表。也有人说，吴贻弓不会做官，不是做官的料。其实，他们并不十分了解吴贻弓。我跟随吴贻弓多年，可以告诉大家：吴贻弓不但会做官，而且做得很好，很称职，绝对是个好官。”
去世前，江海洋见到吴贻弓的最后一面，吴导在为读者签名售书。“那天我去晚了，人群散去，他看到我，就说：啊呀你也来了。我与他寒暄几句之后，他忽然看着我，讲了一句让我终身难忘的话，他说：海洋，我们那时候拍电影，老开心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