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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提示：岁暮阴阳催短景，天涯霜雪霁寒宵。影片中的老人们半生风波恶、半生逐水流，但她们仍能微笑，仍能呈现一派“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的淡然。她们正是“活着”本身最好的代言人，苦水往回倒，总得向前看。 《二十二》公映了，可是句号并没画上，留下了一串省略号。
记者｜孔冰欣
“人生只愁命短不愁穷。只要命长，穷不讲了。这世界红红火火的，会想死吗？没想的。吃野东西也要留出这条命看，没有吃（就）慢慢来。”
8月14日，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今年的这一天，由郭柯执导、国内首部获得公映许可证的“慰安妇”题材纪录片《二十二》正式在全国公映。
《二十二》延续了“前作”《三十二》的思想脉络，仍旧讲述了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老人的故事。
日本侵华战争期间，中国至少有20万妇女被迫沦为“慰安妇”。而郭柯在2012年刚接触“慰安妇”题材时，中国内地仅余32位幸存者，当时拍成的片子，便定名为《三十二》。2014年，郭柯再次深入“慰安妇”世界，却发现只有22位老人在世了，于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电影，叫作《二十二》。
就在影片上映前的8月12日，海南老人黄有良在陵水家中离世，享年90岁——她是中国大陆最后一位起诉日本政府的“慰安妇”幸存者。
三十二、二十二……这个数字，最终会变成零。
当我们不再拥有的时候，唯一能做的，就是不要忘记。
岁暮阴阳催短景，天涯霜雪霁寒宵。影片中的老人们半生风波恶、半生逐水流，但她们仍能微笑，仍能呈现一派“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的淡然。她们正是“活着”本身最好的代言人，苦水往回倒，总得向前看。
可是，作为观众的我们，不该忘记历史；因为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克制
《二十二》通篇可以说都很克制。
抗战期间曾被强抓进日军慰安所的林爱兰，如今瘦弱的身躯深深陷在了椅子里，腿也抬不起来。她日复一日用干枯的胳膊一点一点挪动椅子到门口：啊，收养的儿女都大了，走远了。
两次被抓进日军慰安所的李爱连，会留意院子里的野猫是否吃了饭，自言自语问小猫：“你咋一个人来了呢？怎么没带上你的孩子啊？”
毛银梅老人则是韩裔“慰安妇”，原名朴车顺。幼年流浪的她被骗到日本人在武汉开设的慰安所，在那里度过了4年。70余年过去，住在湖北孝感农村的老人如今说得一口流利的湖北方言，不太能看懂韩文了。
此类题材的纪录片很难把握——若不够悲凉，或控诉乏力；倘过于激昂，又恐打破老人晚年生活的平静。郭柯选择了更为克制的视角：大段的日常生活镜头，看不见历史的“腥风血雨、凄风苦雨”，听不见撕心裂肺的哭喊咆哮——这样处理，被一些爱之深、责之切的议论评价为“起意值得尊敬！内容清汤寡水，主线、逻辑、气韵朦朦胧胧”。
片中，毛银梅老人把“拿个杯子”听错成“拿被子”，一边嘟囔着“拿不动啊”，尔后缓缓起身到卧室抱起了被子。这个喜欢背着手遛弯的老人，会去房子边的沟渠掏树叶，会摘下院里新开的栀子花摆在床头，满室清香。
林爱兰老人的房间里挂着一把把的菜刀、水果刀、镰刀；长的、短的，锋利的、钝的……这曾被有些媒体解读为：老人惨被日军强奸，一生无法生育，之后加入“红色娘子军”上阵杀敌。几十年后的今天，依旧被仇恨笼罩，家里的刀统统是用来砍“鬼子”的。
实际上，老人独自住在养老院逼仄的小房间里，蚂蚁、老鼠是“访客”。之所以挂那么多刀，“因为小偷很多，他们如果来偷东西，我就拿刀砍他们”。端碗米饭都颤巍巍的林爱兰认真地告诉导演。
机器默默转着，海南的炎夏、桂林的秋叶、太行山的飞雪，镜头切换，随时光流逝。
这是一群很真的老人，在摄制组的眼里，她们还是一群很可爱的老人。
郭柯说，第一次去看“慰安妇”韦绍兰老人的时候，她住的地方家徒四壁，我给了她500元零用钱。当时我们是四个人去看她，第二天去跟她告别的时候，她让我坐在她身边，从衣服里掏出来四个红包，说你们四个是一起来的，要过年了，你们拿回去给家人买点东西吃。我打开时发现，每一个红包里都有100块钱。
摄制组也喜欢毛银梅老人院里的栀子花，老人就从树上摘下大大一把，挨个分。有摄影师扛着机器腾不开手，毛银梅拍拍对方的身子，让他微微蹲下，然后踮起脚，把栀子花别在衣服的口袋上，站到一边“嘿嘿”笑。
拍摄林爱兰时的小插曲颇令人忍俊不禁：老人非常重视政府发给自己的奖章，一天，她着急得不行，告诉摄制组村民阿憨把奖章偷走了，而阿憨否认了指控。第二天，摄制组帮老人打扫卫生，在一堆死老鼠的尸体里找到了丢失的奖章，以及老人珍藏的“美元”，版型比正常美元大了几号——是假的。总之，觉得自己“闹乌龙”的林爱兰羞涩地笑了，如同少女，还不好意思似的躲着镜头。
这群“慰安妇”，就好像中国大地随处可见的那种老祖母，她们会美滋滋地做午饭，在锅里搅动，往火堆里扔玉米，充满干劲；会半坐在床上全神贯注地看86版《西游记》，开心地笑；会温情脉脉地唱朝鲜族民歌《阿里郎》《桔梗谣》……
最猝不及防的，是日本志愿者米田麻衣的讲述。她是个在海南师范大学求学的日本姑娘，因为被“慰安妇”的故事所震动，时不时探望老人，为其购置药物、营养品。
一次，米田麻衣拿着一名日本军人的照片给一位“慰安妇”看，本以为老人会生气，可老人竟然笑了：“日本人也老了，胡子都没了啊。”
米田麻衣流下了眼泪，“她们心里的伤口很大很深，可还是对人很好。不管是对日本人还是中国人。”“如果我经历了这些事情，可能我会恨死那些人，会恨一辈子。”
隐痛
郭柯说，自从2012年开始拍摄《三十二》以来，从来都不是自己在帮助“慰安妇”，而是老人在帮助自己这个毛头小伙成长。他越来越清楚，“自己该干什么了”。
其实，观众和导演的感觉大体差不多罢。这些“地母”一般包容沧海的老人们，也给我们，好好上了一堂关于人生的课程。
伤口仍然隐隐作疼，相互熟悉交心后，那些潜藏在岁月里的隐痛会慢慢浮露出来。不是不苦，不是不哭，只不过，若想更放松地活下去，就不能常常撕开、舔舐疤痕。
毛银梅将“慰安妇”身份瞒了50余年，直到上世纪90年代，突如其来的记者才让养女了解了不为人知的往事。
林爱兰说到母亲，开始抑制不住地抽泣。她哽咽着告诉摄制组，当年，她妈妈被日本人抓住，绑起来扔进了河里；不久，她本人即堕入了噩梦般的“地狱”。
拍摄后期，李爱连告诉郭柯，以前来采访的记者太多了，她“没有讲实话”。“他们每次问那些问题，都当着我的儿媳孙孙，我怎么说得出。”
某天，一场大雨不期而至，老人倚在炕上发呆。摄制组见状，留下两个“关键人物”，清场完毕，等待老人自愿倾诉。许久，老人小声问，门都关好了吗？
门关好了。于是，李爱连哭着回忆，70多年前，日本人把她抓去，饿了她三天三夜，最后扔给她一堆大葱。当年18岁的姑娘拼命吃，胃里火辣辣，嘴没停。后来，落下了胃病——这段蘸着血泪的回忆，终究没有被剪辑到成片里。
经历最传奇的，是韦绍兰老人。她1944年被日军掳至马岭慰安所，3个月后，她好不容易趁日本士兵打瞌睡逃离返家，丈夫却说她“到外面学坏”。婆婆和邻居都劝丈夫想开一点，丈夫还是过不了这坎儿，躲着妻子一个人跑到山后去砍柴。
韦绍兰试过喝药自杀，被抢救。那时，她发现自己怀孕了，“泪往心里流”。有着日本血统的儿子罗善学还是被生了下来，长大，认命。他没上过学，一生未娶——即便女方愿意，她们家里人也不愿意。从小到大，他常被指指点点是“日本人”，这三个字，“背了这一辈子，坏了这一辈子”。
这个“日本人”如今已是古稀老人了。他还记得同母异父的兄弟，嚷嚷“我要买凶杀了你这个日本人”；他对未来没什么期待，只希望临死之际“能有哪个人来管我一下”——“如果连个端水的人都没有，我就喝农药。”(14).jpg)
倘使昔年的心魔孽障尚能勘破，那么若干“慰安妇”幸存者的亲人更像是穿肠刺骨的劫。比如有位拒绝拍摄的老人理由很简单，“如果我说了，我担心子女不再赡养我了。”比如还有老人哭诉，每回好心人来看她给了钱，就会被儿子“搜刮”走。比如海南另有位“慰安妇”在破屋里卧床不起——儿子住的两层小洋楼就在旁边，是摄制组人员为老人买了一把轮椅，推着她在村里转了一圈又一圈……
任何战争/革命中，或许死去最多的，是男人；但是受伤最深的，是女人。
记录
2013年底，《三十二》陆续在国内外电影节中展映，获得不少好评。
郭柯因此片获得很多鼓励，却认为自己任重道远。2014年起，他又开始不断走访国内“慰安妇”幸存老人，带领摄制组历时4年，横跨国内5个省份29个地区，完成了纪录片《二十二》。
2015年10月，《二十二》拿到公映许可证。2017年7月，影片在国内部分城市点映，总计有32099名热心民众众筹观看该片。
去年4月，郭柯将《三十二》的原版拷贝及海报捐赠给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他表示：“这里是《三十二》的最好归宿，希望将来全世界更多关注历史，关注‘慰安妇’题材的朋友能看到纪录片，看到这些老人当时的心境和生活。”去年世界“慰安妇”纪念日（8月14日），郭柯又将《二十二》的原版拷贝捐赠给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
《二十二》公映了，可是句号并没画上，留下了一串省略号。
纪录片不比商业片，经济效益一般达不到什么高度。郭柯也无意通过镜头渲染悲情，更不会消费幸存者，只是尊重历史、尊重现实。他仍有很大的进步空间，他的态度将是今后发展的基础。
郭柯把能报名的电影节报了个遍，满打满算几十个，以便多寻找一些出口。而他还想再为电影做点什么。他记得，在某国际影展上，一位日本记者携全家观影，之后感慨：“谢谢你拍了这样的纪录片，没有一味指责，反能促使我们自己回想、沉思，这些老人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看过《二十二》的日本导演和民众，说得最多的是“谢谢”。
郭柯希望，任何人看了都不会尴尬。“如果一部片子全是愤怒、责备、说教，你让人看啥？老人能活到现在，说明了一切。”
告别亦无可避免。《二十二》以葬礼开场，以葬礼结束。“再不看她们一眼，她们就像被雪覆盖的山野，默默隐去了。”郭柯说。
然而，在“慰安妇”幸存者生命的倒计时，留下珍贵的影像记录；同时，让那些被历史绑架的人，和主动肩负起历史的人，一起站到台前。这样“竭尽所能”的电影出现在院线，是一种胜利。
当众筹成功，张歆艺资助，冯小刚微博“吆喝”；当主流媒体、公号网络甘当“自来水”，甚至还有朋友宁愿出钱邀人观影；当观众被《三十二》《二十二》感染，发弹幕力挺罗善学“你是中国人”、“你是我们的同胞”；当影片票房破亿，网上纪念品义卖数小时内被抢空……
这，又是一种胜利。
永恒的“人性文明”，指引人类螺旋式上升。让我们的眼泪，和我们的热血，拥有相同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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