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不是不可以被反复检视，但历史的大局面无人可以改易。
如果世界将由人与机器共治共享，世界主宰是“人 机器”还是“机器 人”？
失去主见、主心骨和主体性，就容易产生文化上的“外向归化”。悲惨的个案事小，社会文化不自信事大。
未成年人最应当出现的场所是学校，这些儿童被格斗俱乐部“收养”了，却出现在“铁笼子”里。
把救人纳入“值不值”范畴来讨论，本身就是用经济思维来评判道德。
郑重的话语在致辞的狂欢中很难出现，“最后一课”显得轻佻飘忽。
广场舞受到的降档对待，不过是大妈们文化权利失落的一种表现。
一流大学建设若以排名为本，而不是以国家社会之所需为务，就不过是大学教育上的gdp主义。
对运营商来说，共享经济、共享单车也是新东西，也需要在运营中不断完善。
肥胖歧视，在今天是比智商歧视更加常见，也更加不被视为歧视的一种风气。
无论文化上、伦理上、社会心理上，我们还难说有了与机器人共处、共享世界的准备。
死在拒绝之中，使人终结于不甘、恐惧和“技术袭击”之下，平静接受死亡的“人死观”远去了？
从校园里走出来的不再是朝气蓬勃的新青年，而是不带社会意识的年纪轻的职场人。
大国或者使用着一种人口数量大的语言，会享受习焉不察的福利，这是大国或大语种的溢出效应。
身体本身资本化了，成为投资和回报的战场。
舆论监督权不容侵犯，警察执法权也不容侵犯，但任何权力都须合法行使。
对一个社会来说，更加不能缺少的是基本的、朴素的善恶标准、对错标准。
从国外反腐中看到“反”的有力，从国内腐败中看到“腐”的严重，这就是一种双重眼光。
钻到钱眼里去了的，站在交易本位之上，看一切不肯交易为不智，视受害为一种可交易的资源。
纪念长征，需要回归长征的本质，那就是中国人民革命的远征。